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 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 真了得! 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 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析】 这首诗与前面的《梦》、《爱之神》一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五号，署名唐俟。鲁迅对《新青年》的命运极为关注。当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曾写道：“《新青年》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其后，鲁迅从第四卷开始为《新青年》写稿，并经常参与编辑工作会议。在第四卷第五号上，除上述三首诗外，还有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可见，这是鲁迅以实际行动支持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第一批作品。
这首诗描写春雨过后，阳光和煦的花园中，桃花艳红，李花雪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春雨”、“太阳”、“桃花”、“李花”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和文学作品里，往往是赞美和歌颂的对象，是自由、美好的象征。“我说，‘好极了! 桃花红，李花白。’”一句，表现了诗人身处黑暗势力笼罩下的旧中国，热烈向往着自由、美好的新生活。接着，诗人用风趣、诙谐的笔调写桃李争妍的自然景色：“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更进一层地点染了浓郁春意，也寄托了诗人热爱春光、追求自由和美好的强烈感情。“杨妃红”，见《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桃红李白，自然之景。可作者似乎在责怪桃花：“好小子!真了得! 竟能气红了面孔”。然而，他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自我解嘲道：“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看来，诗人真的被旖旎春光陶醉了。
有人把这首诗理解为借描写桃花的 “蛮不讲理”、“贵族老爷式的脾气”，来批评当时不欢迎讲真话的社会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桃花》与前两首《梦》、《爱之神》实际上是一组诗，有着憎恨黑暗、热爱光明、渴望自由的共同主题。况且，从全诗轻松、幽默的氛围来考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厌恶桃花的意味。可能是当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使鲁迅在当时窒息沉闷的环境中敏锐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此借歌咏桃花，来抒发内心的开朗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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