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我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其实，倘要觉得罢，可是也不胜其觉得。大家挂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间还有四个字道：“普天同庆”，据说这算是过年。大家关了门，贴上门神，爆竹毕剥砰��的放起来，据说这也是过年。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所以，神经过钝虽然有落伍之虑，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还有些事我终于想不明白： 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2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 “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却还“用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燉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燉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 “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 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因为在德国柏林时侯，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侯，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 “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侯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 “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 ‘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 ‘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 ‘四书’，南宋以后之名。”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 “ 《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 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教授的《译诗三首》呀，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侯，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析】 陈西滢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散布流言，攻击和诬蔑进步师生，帮助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压迫学生。为着掩人耳目和替自己辩护，陈西滢在1926年新年之际发表《闲话》一则，表示“决心”，“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又在《现代评论》杂志新年增刊上发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借谈做学问的不易，对章士钊和学生继续大加褒贬。鲁迅这篇杂文就是对此有感而发的。
文章第一部分，杂论管闲事。
鲁迅以“听说”一词起笔，开门见山，引述陈西滢的 “决心”，而又指出 “这豫言就见于 《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这就使“听说”有了真凭实据。推出这一敌论之后，以 “可惜” 和 “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嘲讽陈西滢在一夜之间 (12月31日—1月1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的不可信。文章写 “过年”、“贴门神”、“毕剥砰��的”放爆竹，是为着指出陈西滢的表“决心”是凑热闹的，“要是言行直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这就是敌论的虚伪性所在。
然后，文章转入批驳敌论。
首先，指出世上没有所谓闲事，凡管者必与自己有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西滢“管闲事”之说。文章用了两个似远实近、似无实有、似荒唐实真实的例子，加以论证。一个是火星上的张龙和赵虎打架，地球上的人请酒开会加以评判; 另一个是英国的刘千昭雇用爱尔兰的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学生。这都是写1925年中国北京发生的事： 陈西滢参加杨荫榆密谋镇压学生而举办的宴会; 教育司长刘百昭接受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委派，在筹建女子大学时配合军警、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曳学生出校。摆出这些事实，就犹如当面质问陈西滢：难道这些事是闲事?你参加其间，难道说是“管闲事”?
其次，以苍蝇、蚊子、“邻猫生子”与人的关系为例，进一步说明世上没有所谓“闲事”，管的是与自己相关事。苍蝇传播霍乱菌、蚊子传播疟疾菌、“邻猫生子”令人“加倍心烦”，打苍蝇、灭蚊子、干预 “邻猫生子”，能说是管闲事?
由此，令人信服地说明，世上确实不存在什么闲事。陈西滢的闲事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陈西滢的不管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 “最和自己有关”的 “来管”，说不管是 “故意装痴作傻”。
行文至此，结论自然得出： 陈西滢说去年是管闲事，这全是为自己帮助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学生作的辩护;说今年起不管闲事，这全是谎言。阳历年过年表的“决心”，阴历年过年时 “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文章第二部分，杂论做学问。
鲁迅在聊天似的描叙之中，引出陈西滢的《做学问的工具》一文，并以似褒实贬的方法加以评论：它“赛过《闲话》”，“它给了我许多东西”。从而，巧妙地把陈西滢这篇文章置于嘲讽与批判的地位。
第一、鲁迅说陈西滢的《做学问的工具》一文“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陈文转述了陈翰笙在《临时抱佛脚》一文中讲述的一件事：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因五卅惨案和关税会议这两个热闹题目而在北京 “政治学会图书馆”大借图书，使借书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同时，陈文还引述了陈翰笙在文章中对此事的评论：这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之举。所以，鲁迅说，我看了陈西滢的文章才知道了此事和对此事的评论，“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鲁迅用犀利而俏皮的语言，写自己亲眼见到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回国后的假洋鬼子模样，表明这种人“即使有了什么事，连 ‘佛脚’ 也未必肯抱的”。但是，从陈西滢的文章得知 “并不然，至少 ‘留学欧美归国的人’ 并不然”。鲁迅好像承认了自己的“误解”，其实“并不然”，因为这不是鲁迅的误解，而是陈西滢散布的谎言。陈西滢说，他曾在德国柏林亲眼看到章士钊的“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鲁迅针锋相对便以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官费开支情况的为例，嘲讽陈文诉说的所见，表明 “误解” 不 “误”。
鲁迅由此生发开去，抨击章士钊、陈西滢之辈以此手段制造谣言攻击和诬蔑学生。什么“再毁”章士钊的“寒家”，什么抢走章士钊夫妇俩的藏书，纯属谎言。尤其是，鲁迅用幼小时 “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 给他的“告诫”为例，进一步指出，章士钊和陈西滢之辈对学生的诬蔑及对他自己散布的流言，跟无赖之徒的无赖行径，别无二致。鲁迅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还说过：“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第二，便是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鲁迅就此指出：“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 ‘做学问的工具’ 的。”一是没有书可读。你陈西滢说的收藏书之丰富的，是洋人庄士敦和靠美国公使竭力提倡出来的“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而不是中国人和中国的图书馆。据说“北京市图书馆”要扩张，也是靠美国。二是无钱买书来读。鲁迅在谈到此事时，又大大地奚落与嘲讽章士钊和陈西滢一通。同时，鲁迅还对陈西滢的大学问家的姿态，予以讽刺。并针对陈西又大大地奚落与嘲讽章士钊和陈西滢一通。同时，鲁迅还对陈西滢的大学问家的姿态，予以讽刺。并针对陈西滢文章引述的陈翰笙 “临时抱佛脚” 的讥评而还以讥评，说： “那能 ‘抱佛脚’ 的，肯 ‘抱佛脚’ 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 ‘《春秋》 责备贤者’ 之意罢。”
文章第三部分即 “完”，杂论灰色。
这部分，笔力集中，给《现代评论》新年增刊予以闪击。拽出该增刊是玩花样，“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其实不过是如小学生玩的七色板，自然是光怪陆离的，但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会现出它的本质特征来—— “灰色”： 帮忙、帮闲、帮凶的面目。
整篇文章，谈天说地，旁征博引，揭穿谎言;欲擒故纵，似褒实贬，撕其面纱，现其本相，痛快淋漓。
字数：6108
作者：苏光文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64-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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