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劳伦斯的相识既短暂又令人兴奋，一共持续了一年左右。介绍我们相识的人是敬佩我们两个的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她还使我们也认为，我们两个应该互相敬佩。和平主义使我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而我发现劳伦斯也同样充满了反抗精神。这使我们一开始时以为，我们之间已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逐渐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别远远超出了他或我与德国皇帝之间的差距。
当时劳伦斯对战争抱有两种态度： 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憎恨着全人类，以至于他认为就其双方互相憎恨这一点来说，交战双方肯定都是正确的。当我后来了解了他的这两种态度之后，我认识到不论是其中哪一种，我都无法赞同。然而，我们两人对彼此间的差别是逐渐认识的，而在一开始，一切都像婚礼上的钟声那样令人兴高采烈。我邀请他到剑桥来我家做客，并把他引见给凯恩斯②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带着强烈的仇恨憎恶所有的人，说他们是“麻木不仁，了无生机，统统死了”。有一阵子我以为他可能是对的。我喜欢劳伦斯的生气，我喜欢他的感情的热烈和活力，我喜欢他的信条： 要将世界恢复正常需要某种根本性措施。我还同意他的想法： 政治不可能与单个人的心理相分离。我感到他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想象才能的人，所以当我开始感到与他分歧倾向时，我想大概他对人性的洞察力比我的更深刻。我只是逐渐才感觉到，他纯粹是一种恶的力量，而他也逐渐地对我产生了同样的感情。
那时候，我正在准备一门课的讲稿，这些讲稿后来以《社会复兴的诸原理》为名出版问世。他也想讲课，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之间似乎有可能进行某种不甚密切的合作。我们两人有过一些信件往来，其中我的信件全部丢失，而他的则已经出版。在他的这些信件里，可以找到我们之间根本分歧的意识的逐步了然的痕迹。我是民主的坚定信仰者，而他早在政治家们考虑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他写道：“我不相信民主管理。我认为劳动者只能选举切身环境中的管理者或监工，仅此而已。必须彻底修改选举法。劳动者将只能选举负责与他们直接有关的事务的长官，仅此而已。随着阶级层次的提高，每一个阶层可以选举高一级的管理者。事物所必然达到的终点是一个真正的首脑，这就和所有的有机物质所必然达到的一样——绝不是由愚蠢的总统管理的愚蠢的共和国，而是一个推选出来的国王，一个像朱利叶斯·凯撒一样的人物。”当然，他在想象里所设想的是，当这样一个专政建立之后，他将是这个朱利叶斯·凯撒。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中梦幻般实质的一部分。他从不让自己与现实相遇。一讲到应该如何向大众宣讲“真理”时，他就会发表言辞激烈的长篇宏论，他似乎毫不怀疑，大众一定会洗耳恭听。我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写进书里去吗?不，在我们这个腐败的社会里，书面文字永远是谎言。那么去海德公园，站在肥皂箱上宣讲“真理”吗?不，那样做太危险(在他身上时而会出现古怪的谨慎特点)。我说，那么你将做些什么?这时候，他就改变话题。
我逐渐发现，他并非真有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不过是陶醉在关于世界如何之糟糕的雄辩式的独白之中而已。如果有谁偶然听到了他的独白，这自然顶好不过，不过这些独白主要是打算造成一小撮忠实的信徒，他们能够坐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感到挺神圣。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个法西斯独裁者的语言传达到我这里的，例如我必须宣扬什么，“必须”二字的下面划着13条重点线。
他的信件越来越充满敌意，他写道：“像你这样生活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不相信你讲的课会好。课快讲完了吧，是不是?你一头扎在那条该死的船上，用商人身份的旅行者语言对他们发表演说，高谈阔论，这有什么用处?你怎么不从甲板上跑到水里去呢?你为什么不从这整个的表演中脱身出来?如今一个人必定是个亡命徒，而不是导师或传教士。”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玩弄辞令。我正在成为一个比他一向更为地道的亡命徒，我不明白他有什么根据对我不满。他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措辞来表现他的不满。他在另一个场合写道：“千万彻底停止工作和写作，做一个动物而不是机械的工具。千万离开那条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心，千万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一只鼹鼠，一个靠感觉行走、从不思考的动物。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当一个婴孩，而不再作专家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开始存在，以勇气的名义，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十足的婴孩。”
“噢，我还想请求你，当你写遗嘱时，千万给我留下一笔足以让我生存下去的财产。我愿你能永远活下去。但是我想让你把我当作某种程度上的你的继承人。”这个方案的唯一困难是，如果我采纳了它，我将不会有任何可以留下的财产。
他有一个关于“血液”的神秘哲学，对此我毫不喜欢。他说：“除了大脑和神经，还有另一个意识活动的中心。有一个血液的意识，它独立于普通的思想意识而存在于我们身上。人活着，有感知，并在血液中存在，与神经和大脑毫无关系。生命的一半属于这黑暗世界。当我喜欢上一个女人时，血液的感知是超于一切的。我的血液知觉压倒一切。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有一个血液的存在，一个血液的意识，一个血液的灵魂，它自成一体，独立于思想与神经的意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废话，所以我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后来直接导致奥斯维辛③。
如果有谁暗示某人可能对他人抱有友好的感情，他总是大光其火，而当我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而反对战争时，他指责我虚伪。“你，那个根本的你，需要终极的和平，这丝毫也不真实。你在用间接、虚伪的方式满足你要猛击和痛打的欲望。要么用一种直接而体面的方式，说‘我憎恨你们所有的人，说谎的人和猪猡，我是来迎击你们的’，要么只钻研数学，在那里你是可以真实的。但是，说到和平的天使——不，我宁要一千个提尔皮茨④，也不要这种角色。”
我发觉此时我已很难理解这封信当时对我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它使我认为他具有某种我所没有的洞察力。当他说我的和平主义观点植根于血液的欲望中时，我猜想他肯定是正确的。在整个24小时里，我一直在想我不配活下去，并且考虑到自杀。在这段时间即将过去时，一种更为健康的反应取而代之，我决定同这种病态的思想一刀两断。当他说我必须鼓吹他的信条而不是我本人的信条时，我开始反抗，告诉他记住，他已经不再是老师了，我也不是他的学生。他曾写道：“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发你的灵感的不是对谎言的憎恶，而是对血肉之躯的人民的憎恶，是一种反常的思想中的血液欲望。你为什么不承认它呢?咱们再次成为陌路人吧。我想这样更好些。”我也这样想。但是他发现谴责我是一种乐趣，便又持续写了几个月的信，信中的友好成分只够维持通信，使其不至于间断。最后，通信逐渐减少直至中断，没有任何戏剧性。
最初将我吸引到劳伦斯身边的，是某种富有生气的品质和一种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我已经习惯被指责为过分地屈从于理性，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够给我一剂无理性的药，使我重新富有生气。事实上，我确实从他那里获得了某种刺激，而且我想，倘若我不认识他，我置其强烈的斥责于不顾而写成的那本书，就不会这么好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有任何可取之处。回想起来，我仍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这些思想属于一个敏感的、想要成为暴君的人，因为全世界的人们没有马上听从他的命令，他就对整个世界发脾气。当他意识到还有他人存在时，他就憎恨他们。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他自己的想象的孤独世界中，那里的幽灵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凶猛。他过分强调性，这是因为只有在性这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是宇宙中唯一存在的人。但是，正因为承认这一事实十分痛苦，他便把性关系想象成一种永不休止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企图毁灭对方。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强烈地趋向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趋向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劳伦斯则是这场疯狂崇拜中一个合格的组成部分。我也无法肯定斯大林冷酷、非人的清醒就多多少少算是一种进步。
(申慧辉 译)
注释：
① 戴·赫·劳伦斯(1885—1930)： 英国著名小说家。
② 乔·姆·凯恩斯(1883—1946)：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③ 奥斯维辛： 纳粹德国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加利西亚奥斯维辛。
④ 艾·冯·提尔皮茨(1849—1930)： 德国海军上将，为德国军国主义化出了许多力。
【赏析】
在《戴·赫·劳伦斯》中，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以文字肖像的形式记述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劳伦斯。不同于一般回忆性的文字，罗素对劳伦斯的追忆，不是对劳伦斯生平的简单回顾，或是对他功绩的表彰，而是以铿锵有力的点评记述了与他交往的点滴，交代了他们两人如何从惺惺相惜到后来形同陌路。
罗素与劳伦斯相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时在英国民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盲目而狂热的“爱国主义”(实质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情绪。劳伦斯与罗素都是少数坚决反战的学者，他们共同为反战做了许多宣传，然而在共同反战大旗下，却掩藏着他们对战争的不同理解。
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和平主义者，罗素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他对战争的厌恶，源于其人道主义思想与对自由精神的歌颂，这种“反对”包含着一个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站在广大群众立场上的一种思考。而在劳伦斯那里，他是不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不相信罗素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劳伦斯称罗素的感情很虚伪。他对战争有着另一番领悟。在一战爆发之初，劳伦斯就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是一场“机器的战争，而人不过是机器的原料”。劳伦斯反对战争源于他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憎恶。他觉得这种机械化高度发展的文明，泯灭了人的本能欲望与人性，而战争正是机械文明腐败的表现之一。在他看来，整个西方文明盛行的是“精神——意识”对于“血肉”的暴政。而劳伦斯的生命哲学正是对“血肉”、“血性”的张扬。这种理论肯定人的肉体、本能、直觉、情感、无意识等，这是一种抗争理论——个人与整个西方文明的抗争，具体又表现为肉体与精神、血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劳伦斯的这一思想和欧洲当时兴起的非理性思潮有关，劳伦斯的一生都是在自我抗争中度过的，而他对于战争的反对，可视为他进行自我抗争的一部分。
劳伦斯与罗素都看到了战争对人的毁灭性影响，但是两人对待人和战争的看法却不同。劳伦斯所张扬的是人的自我变革，他强调的是人性中不可知的部分(血液论);而罗素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在意的是战争对无辜生命的威胁。劳伦斯反对战争，暗示着他对整个欧洲文明的失望;而罗素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更愿意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拯救这个处于变革中混乱的社会。所以，当劳伦斯处在自我抗争的世界中孤独地反战时，罗素却和全世界的和平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一战。而对于劳伦斯反战立场下所隐含的“血液”的哲学，恰恰是罗素所不能接受的：“他有一个关于‘血液’的神秘哲学，对此我毫不喜欢。”
劳伦斯处于自我抗争中的反战，使他陷入孤独与不得解的境地。没有真正的信念支持他继续反战，劳伦斯只得求助于他作为作家的想象力转而去建构思想的乌托邦，进而实行一场所谓的社会变革。他试图说服罗素参与建构他的新理想，然而罗素所想的是一场切实的社会变革。罗素与劳伦斯的矛盾终于彻底地爆发了，这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民主与专制的抗争。
在《戴·赫·劳伦斯》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之间似乎有可能进行某种不甚亲密的合作。”这里的“合作”，指的正是劳伦斯的一个叫瑞奈宁的计划。关于这个计划劳伦斯曾作过如下阐释： 我想把20来个精英聚集在一块儿，驶离这个战争和悲惨的世界，寻找一小块殖民地。在那里，就生活的必需品而言，除了一种共产主义和某种庄严体面的生活外，无须用钱。劳伦斯的瑞奈宁计划，具有典型的乌托邦色彩，注定不可能实现。然而劳伦斯并不认为这计划是“在别处”的生活，而是一个新现实本身。于是他开始在朋友中宣讲这个计划，并寻找合适的人选。福斯特是劳伦斯争取的人选之一，但最终没有通过他严格的检验，对劳伦斯来说，福斯特将“死于空虚”。罗素是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候选人。劳伦斯写信给罗素，希望他加入。起初，罗素被劳伦斯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劳伦斯的激情、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也对他的计划感兴趣(这在《戴·赫·劳伦斯》中都有所提及)。另一方面，罗素有关经济因素与社会变革的见解，使他认识到劳伦斯的计划缺乏切实的可行性。他把自己对社会改造的想法写成论文《社会重建的宗旨》，同劳伦斯探讨。劳伦斯的回应是： 绝不可行。劳伦斯的否定实际上反映了其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对：“民主是大敌：‘自由、平等、博爱是三条有毒牙的毒蛇’”。而与之相对的正是一种专制思想： 劳伦斯提出三层结构……最后一层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以及与之相应的女独裁者”。劳伦斯与罗素的思想在此出现了根本的分歧。
劳伦斯在试图把罗素和其他人纳入他的计划时，是不顾及他们的思想的。于是，当出现异己的声音时，劳伦斯不仅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连同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也被他狂怒般的吼叫所吞没。罗素最后终于和其他人一样，被劳伦斯专爱空想的热情，以及对异己声音的攻击，弄得落花流水，不堪一击。他觉得应和劳伦斯“分手”。而罗素与劳伦斯最后的分道扬镳，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戴·赫·劳伦斯》中，我们“透过哲学大师的眼，看到现代西方人文大师的生活与交往”。这篇散文虽是罗素对劳伦斯的回忆，却含有罗素本人对自己的人生观、道德伦理以及世界和平的深刻陈述。看似一个人的追忆，却因作者激情的笔、坦率的表达演化成两个人的对话。而罗素对劳伦斯的点评中最深刻之处，在于击中了知识分子一个致命的弱点： 脱离实际。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里面充满了如他心中所希望的残暴鬼魅……
(曲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