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和尚鲁智深在《水浒传》中是比较突出的英雄之一，所以甚得《水浒传》研究者的赞誉。李贽这样赞道：“描写鲁智深千古生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关于林冲受迫害之事李又评道：“小衙内是不知事小儿，富安是不识体光棍，两个也不必说了，独恨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 金圣叹对鲁智深也是大加赞扬：“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他更赞美鲁智深的为人，“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人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孤傲清高的金圣叹都为之感动与自愧，可见花和尚鲁智深这个艺术形象感人之深。
花和尚鲁智深也是劳动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他形似金刚，性如烈火，不畏权势，扶持弱小，侠义刚直，热血奔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且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与安危。鲁智深一出场，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位英雄所特有的气质。
鲁智深出场就置身于弱与强、善与恶的斗争之中。当鲁智深与李忠、史进在酒楼上吃酒时，忽然听到间壁凄惨的啼哭声。粗犷豪放的鲁智深就“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并责问酒保：“你也需认的洒家，却恁地教什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少了你酒钱。”一个行动，一句话，作者就展示了鲁智深豪爽刚直并且容易发怒的性格特点。当鲁智深得知金氏父女无故受镇关西欺凌时，就主动解囊相助，并教金氏父女早早逃离虎穴。
金氏父女无辜受镇关西欺凌，本与官军出身的鲁智深毫无关系，可是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且当时就要去找镇关西与金氏父女报仇。其行为何等磊落!当他被李忠、史进劝住之后，他回到下处，竟“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由此可见，不平之事在鲁智深心里无论如何也是盛不下的。
从表面看，鲁智深和李逵一样是个粗鲁憨直的汉子，其实不然，他是个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精细之人，甚至并不亚于以精巧见长的石秀。可以这样讲，鲁智深在处理事物上，是粗中有细，细中有粗的。所谓粗中有细，是指他粗鲁中含有精巧;细中有粗，是指他精细中往往还带有粗鲁。粗鲁与精细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鲁智深性格的特点。往往粗鲁之人，不善于动脑筋; 精细之人又容易缺乏足够的胆量与勇气，鲁智深却二者兼而有之。救金氏父女就是典型一例。鲁智深为了使金氏父女安全逃离虎穴，他就“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氏父女去远了，方才起身。”结果使店小二不能前去追赶。
鲁智深的精细，在他那跌宕有致的传记里，表现得是相当充分的。在第7回里，林冲的妻子在五岳楼被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调戏以后，鲁智深就在暗中打听与保护林冲，林冲怎样误入“白虎节堂”，如何又被发配，在客店里，董超薛霸又如何用开水烫林冲等一切细节均了如指掌，但是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露面的。一直到野猪林中，当董超和薛霸将要结果林冲时，施耐庵这样描写道：“薛霸的棍刚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之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等你多时!’” 鲁智深步步救护林冲，并将林冲一直送到沧州地面。可见鲁智深对事物的谋划是相当精细的。
鲁智深的精细，还表现在他能根据事物发生的条件来分析人物心理状态的特点之上。鲁智深在受大相国寺清真长老派遣他去管理菜园之后，菜园附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为了使新来的鲁智深“厮伏”他们，准备以“参贺”名义把鲁智深攧下粪窖里去。精细的鲁智深见之，心中早疑忌起来，“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攧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 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当泼皮们来攧鲁智深时，不等他们“上身”，早已把为首的二人踢入粪窖里去了。
施耐庵在突出鲁智深精明过人的同时，又着意刻画了鲁智深粗鲁好斗的特点。如鲁智深要卖膏药的李忠陪他去喝酒时，李忠要卖过膏药再去，鲁智深就打散围观之人，使李忠敢怒而不敢言，不得不陪他去;当店小二阻挡金氏父女时，他一掌打得店小二吐血，又一掌，打掉了店小二两颗门牙;他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逃到代州雁门县后，还挤进人丛中去看官府捉他的官榜。从这些情节中，都可以看出鲁智深的粗鲁好斗性格。尽管鲁智深粗鲁好斗，但他不是不讲道理的瘟神，而且恰恰相反，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敦厚的江湖义士。他不但侠义刚直，而且还具有喜剧色彩。
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常常在一些传奇人物身上涂上一层喜剧色彩，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等。喜剧人物在作品中的出现，往往会使作品妙趣横生，并会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征服与陶醉读者。《水浒传》中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鲁智深，一个是李逵。但是他们又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李逵的喜剧色彩是表现在幼稚撒泼与判断事物违背常理上，他缺乏文化知识，在寿张坐衙时，把打人的视为“好汉”，把挨打的视为“不长进的”。他还认为宋朝皇帝就姓宋，因此宋江姓宋也可以当皇帝，而鲁智深是决不会如此的。鲁智深的喜剧色彩的表现手法与李逵完全不同，他是主要表现在为伸张正义时与常人不同的方法上。如他与金氏父女报仇时，他不先拳打镇关西，而是先“消遣”镇关西，他先要镇关西切十斤精肉臊子，并且“不带半点肥的在上面”。这个要求在常理上还说得通。然后又要十斤肥肉臊子，还“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这在常理上就有些说不通了。二十斤臊子，使镇关西“整弄了一个早晨”，但鲁智深还没有“消遣”够，还要镇关西再切“十斤寸金软骨臊子”，这就与常理更说不通了。这时镇关西才意识到鲁智深在消遣他，这才引起了二人厮斗。作家在刻画喜剧人物时，一方面要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就是在描写时要有喜剧色彩的语言。鲁智深打镇关西时的描写运用了极为精采的语言，令人回味无穷。语言活泼，准确，风趣，既表现出了鲁智深惊人的武艺，又表现了鲁智深的喜剧性格。
在施耐庵的笔下，不少英雄人物在完成传记之后，性格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如林冲、武松、杨志等。可是鲁智深就不同了，在招安问题上，他比任何人的认识都要高得多。在菊花会上，当宋江填词说明主张招安时，鲁智深这样反对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一、满朝文武多是奸邪，和他的皂色直裰一样，是永远洗不干净的;二、招安是行不通的;三、若主张招安，弟兄们便各自下山，自找出路。他认为宁可飘流江湖，也比招安受奸邪们的气好得多。由此可见精细而又粗鲁的鲁智深还颇具政治头脑，并善于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他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招安必定要导致的悲剧。
当然鲁智深反对招安，以及李逵、武松、刘唐等人反对招安，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们都被江湖好汉们共有的义气所束缚，当宋江坚决走招安道路时，他们也不得不被卷进招安的暗流中去。可是鲁智深在胜利之后，尤其是在亲自捉住方腊之后，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宋江劝他“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时，鲁智深这样答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鲁智深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有见解的，他认为还朝受封只是个骗局，若还朝受封，能落个囫囵尸首也是不可能的。他对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与剖析是何等的深刻。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始，一直到他在六和寺坐化而亡为止，他不但始终站在受欺凌的劳动人民一边，而且对封建统治阶级时时抱有戒心，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见弱者就救护，有一副菩萨心肠;见强者就猛打，从不心慈手软。不仅如此，他还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可以说，施耐庵笔下的鲁智深是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和寄托。但是鲁智深也有他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他恨的是封建官吏，而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只是认识到满朝文武多是奸邪，是这些奸邪们 “蒙蔽了圣聪”，所以在他“圆寂”时还要穿上“御赐的僧衣”，以示荣耀。鲁智深这种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是自然存在的，也是不可超越的，同时也说明是可信的，因为鲁智深是封建时代的江湖豪杰，正因为如此，鲁智深的形象才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这也正是人物性格多重性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