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传》中脍炙人口的精采篇章之一。
首先在于它生动地表现了一种为了主持正义舍己为人的精神。鲁达与镇关西之间既无个人的冤仇，也无个人的利害冲突。他之所以要打镇关西，完全是由于镇关西仗势欺人。镇关西乘由东京来的金氏父女流落之危，“使强媒硬保”，“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金女翠莲跟他作妾。未及三个月，金翠莲不但被他家大娘子打出门，而且还“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金女向鲁达等人解释其啼哭的原因：“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鲁达和金氏父女虽然素昧平生，可是他一听金翠莲的哭诉，便立即追问：“你姓什么?在那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这不但表明鲁达无论跟金氏父女，或“镇关西”郑大官人，皆毫无个人的恩怨，而且更重要的，鲁达那种急欲给金氏父女以有效的帮助，急欲给欺压小民的镇关西以有力惩罚的侠义心肠，无需特别形容，仅从这连问四句的字里行间就活跳出来了。
当鲁达进一步问明情况后，为了解救金氏父女，“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又跟一起喝酒的史进说：“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拿出一锭十两银子。鲁达又叫李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因李忠小气，只“摸出二两来银子”，鲁达见他“是个不爽利的人”，便“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并嘱咐“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把卖唱行乞的金氏父女的困难，就当作他自己的困难，如此不遗余力地热心帮助，把遭受有钱有势的镇关西欺压的金氏父女的气愤，就当作他自己受欺压一样愤愤不平，当夜回到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他这种一腔热血、义愤填膺、舍己为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品格，该是多么高尚、可贵、感人至深啊! 诚如金圣叹在该回前面的评语中所指出的：“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其次，还在于它极为传神地写出了鲁智深的智勇性格。他的“智”，突出地表现在为使金氏父女顺利逃出虎口，他用尽了心机，作了万无一失的安排，在金氏父女要动身的那一天，“天色微明”，他就“大脚步走入”金氏父女住的客店里来，当“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时，店小二拦住不让走，鲁达便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达对他说：“郑屠的钱，洒家的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在这种情况下，店小二依然拉住金氏父女，不肯放行，引起“鲁达大怒，揸开五指”打了店小二一掌再复一拳，使他只得“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再也不敢出来阻拦。这样才使金氏父女顺利走出了旅店。鲁达之所以一大早就大脚步赶到金氏父女住的店里来，乃因他已经预料到店小二可能会充当镇关西的帮凶，不让金氏父女离店。
鲁达本是个性急焦躁的粗人。急性粗鲁到他叫人家一起去喝酒，人家叫他先行一步，他也要大骂一顿，说“不走洒家须打”。可是他在对金氏父女的帮助上却偏偏表现得特别的细心。他“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走在途中的金氏父女，又特地“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走得远了，方才起身”。性急焦躁的鲁达，为了保护金氏父女，竟然干坐两个时辰，看住店小二。
如果说鲁达对付店小二是智中有勇的话，那么描写他对付镇关西郑屠却是勇中有智，离开旅店之后，鲁达便“径到状元桥来”找郑屠。他一见到郑屠，不是急于为金氏父女报仇，动手就打，而是以他在经略相公处任提辖的身分，诡称：“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半点肥的在上面。”郑屠叫他手下的刀手去切，鲁达要他“自与我切”。这郑屠“整整的切了半个时辰”切完，鲁达又“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这时那店小二已经赶来要向郑屠报告金氏父女出走之事，只因看到鲁达在场，不敢过来。切完后，鲁达又“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的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这时郑屠方恍然大悟，看出鲁达“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也坦然承认：“洒家特地要消遣你!”一边说，一边将他手里拿着的“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鲁达为什么要如此作弄郑屠呢?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拖延时间，使金氏父女可以远走高飞，等到郑屠发觉，再也追不上。因此它看似在写鲁达消遣郑屠，实则表现了鲁达救金氏父女的一腔热血和一片苦心。郑屠不过是一个杀猪卖肉的屠夫，为什么敢于那样横行霸道呢?对此作者写得很清楚，说他“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倚官仗势，以三千贯“虚钱实契”在霸占金翠莲为妾三个月以后，既把人家打出了门，又还要向金氏父女“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当初本不曾得他一文钱，现在却迫使金氏父女在酒楼卖唱行乞来偿还。正由于这种超经济剥削，使他如今已成为雇佣“十来个刀手卖肉”的财主。因此，他实际上是那个社会黑暗政治的产物。对于郑屠个人，鲁达最初的主要的目的只是要救金氏父女，并没有想到要把他打死。因此当他听郑屠说：“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他只是把手中两包肉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这显然表明他只是以此泄愤。是首先“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抡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冲向鲁达。面对郑屠这种杀气腾腾的架势，“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而鲁达却机智勇敢，沉着应战。他“早拔步在当街上”，“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一面骂他是“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 你如何诈骗了金翠莲?”一面“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接着第二拳打在眼眶眉梢，第三拳打在“太阳上正着”。鲁达打这三拳，并没有准备把他打死，“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达才感到事情不妙，他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这时他又急中生智，一面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一头骂“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大踏步去了”。事先没有准备把郑屠打死，结果却三拳打死了他。接着以骂“你诈死”来掩护自己“大踏步”脱身，又表现出很细心。如此粗中有细，就使鲁达的性格表现不是简单、刻板，而是多姿多彩，灵活生动。一般人逃亡未免现出一副仓皇惊恐的狼狈相，可是作者却写鲁达走得如此机智从容，更显出其英雄本色。
再次，“拳打镇关西”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充分显示出中国小说的民族特色。鲁达竟然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而且第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又“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磐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这三拳分别打在鼻、眼、耳三处，以味、色、声形容，既把郑屠挨打的形象竭力加以形象化的夸张描写，又从感觉、视觉、听觉三个方面，充分调动人的主观感觉。这里显然是用了夸张和幻想的手法，但是这种夸张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现实可能的;这种感觉(如咸的、酸的、辣的……)既是主观的，却又是对客观景象的加倍形容，它主观而不虚幻。
我们拿它来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加以比较，其在表现手法上的民族特色就更为显而易见了。《堂·吉诃德》所采用的是把风车当巨人，羊群当军队，修士当蒙面强盗，酒囊当恶魔，完全凭主观幻想行事的堂·吉诃德式的艺术手法，是属于无限夸张的主观幻觉的真实。而《水浒传》作者描写鲁达，则是把夸张和幻觉建立在有现实可能的基础上。拿鲁达与堂·吉诃德相比，他高大而不畸形，离奇而不荒诞。作者对鲁达形象的塑造，不是创造幻觉的真实，不是堂·吉诃德式的那种畸形的主观性格美，而是高大与真实相结合，以真实地描绘人物的智勇之性和曲致之情——通过描写他打得狠，打得痛快，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他的机智勇敢，曲折地反映出他对以金氏父女为代表的被压迫者无比强烈深厚的爱，对郑屠之流压迫者的恨之入骨，他为被压迫者报仇雪恨而极为怒火中烧，气势磅礴、淋漓酣畅之情——表现了中国小说艺术形象的高大、含蓄、传神之美。作者没有直接叙述鲁达对“镇关西”的霸道肆虐、欺压金氏父女，如何恨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而只是通过他三拳打死郑屠的行动之“形”，就生动如画地刻划出了他嫉恶如仇、英勇豪迈的 “神”。所谓 “咸的、酸的、辣的”，“红的、黑的、绛的”，“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这不仅是对郑屠被打的脓包相作了极为生动形象的夸张，更重要的，它还曲折地活画出了鲁达拳打郑屠时那种无比痛快、酣畅、解恨的神情。它不是由作家直接道破，一览无余，而是由此及彼，给读者留有理解和想象的余地，耐人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