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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塔天王晁盖是水泊梁山继王伦之后的第二个领袖人物。他原是郓城县东溪村保正,因用青石宝塔镇鬼,所以江湖上称他为“托塔天王”。他虽然是富户出身,但他“平生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起身”。晁盖与王伦相比,品格之不同是非常鲜明的,王伦嫉贤妒能,又没有一点点江湖好汉们的兄弟情谊,所以他是梁山事业顺利发展的绊脚石; 托塔天王晁盖却义气深重,更兼“爱刺枪使棒”,“武艺过人”,并富有反抗精神,这就是晁盖之所以能够接替王伦成为水泊梁山领袖人物的重要原因。
晁盖一出场,就是同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这一事件,完全体现了晁盖蔑视权奸,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因为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中书,为了庆贺丈人蔡京生辰,搜刮来的“十万金珠、宝贝玩器”之物。江湖好汉赤发鬼刘唐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就慕名投奔了托塔天王晁盖,准备劫取这一笔不义之财。正如刘唐对晁盖所说:“小弟想此一套富贵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便可商议个道理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二人一见,情投义合,所以晁盖当即表示: “壮哉! 且再计较。” 夺取生辰纲是灭九族的勾当,可是,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都投奔晁盖,并且乐意取生辰纲,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晁盖是个誉满江湖义气深重的好汉。晁盖也不负众望,敢于率众智取生辰纲这一笔不义之财,可见晁盖是富有造反精神的。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震动了各地官府。在官府出兵缉捕晁盖时,晁盖的“结义弟兄”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知晁盖,并建议晁盖等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晁盖接受了宋江的这一建议,果断的烧了庄院,并在梁山泊水域内消灭了缉捕官军之后,投奔了梁山。
在晁盖接替王伦成为水泊梁山领袖人物之后,他富有战略眼光,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抗官兵的围剿。为了使梁山事业蓬勃发展,晁盖开始“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船上厮杀”。由于晁盖“作事宽宏,疏财仗义”,使梁山泊内上下一致,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从此,水泊梁山起义军在晁盖的领导之下,才真正成为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也为日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梁山泊领袖的晁盖,他有作为领袖人物不该有的缺点与错误,也就是他常说自己是“粗卤”之人,遇事欠慎重,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杨雄、石秀与时迁在投梁山途中,因时迁偷杀了祝家庄客店打鸣鸡,与祝家庄地主武装发生了冲突,时迁不幸被捉,在杨雄、石秀上梁山求救时,晁盖却要杀杨雄与石秀,当众人问及原因时,晁盖这样说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晁盖这种认识,虽然与王伦嫉贤妒能拒英雄豪杰于门外不同,但也是闭塞贤路的一种表现。当时宋江向晁盖伸明大义,不同意斩“手足之人”,并愿率弟兄下山扫荡誓与水泊梁山为敌的祝家庄时,因为杨雄与石秀是神行太保戴宗推荐来的,这时戴宗也道:“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晁盖要斩杨雄与石秀,确实是有损梁山名目的行为。可喜的是晁盖毕竟心胸坦荡,也乐于纳谏,立即改变自己错误的决定。
后来在晁盖率众攻打曾头市时,曾头市派两个小和尚前来诈降,晁盖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信以为真。当时豹子头林冲已看出了破绽,谏道:“哥哥休可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并且极力阻止晁盖随小和尚深入虎穴。而晁盖不听忠言,被小和尚领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使梁山“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回来,晁盖也中了毒箭。并且临终时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若那个捉住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晃盖作为梁山泊的领袖,自己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又不能纳谏,这对梁山的事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作为梁山泊的领袖,临终时不是考虑山寨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只是考虑如何为自己报仇,不能不是晁盖严重的思想局限。
从《水浒传》的具体描写来看,王伦与晁盖都是水泊梁山过渡时期的领袖。王伦嫉贤妒能,是水泊梁山起义军顺利发展的绊脚石,自然由晁盖取代。而晁盖思想简单,又不善于发挥弟兄们的长处,往往遇事判断错误,这对水泊梁山起义军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而宋江则没有王伦与晁盖明显的缺点与局限,恰恰相反,王伦与晁盖的缺点与局限,则是宋江的长处。宋江在晁盖奠定的基础上又促进梁山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宋江的致命伤则是主张招安,断送了兴旺发达的梁山事业。施耐庵如此构思与描写,其目的主要是强调作为起义军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品格,对起义军的发展关系是极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