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妾争宠，是一种丑陋的人生现象，但在封建社会，却是家庭纠纷的主要来源。这类纠纷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投影，以至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类家庭纠纷，就无以充分把握整个封建制度中的社会关系。
在封建社会中，就政治的、经济的关系说，妻子虽然依附于丈夫，缺乏人格上的独立;然而就伦常关系说，夫妻是五伦之一，至少在理论上不是役属和被役属的关系。而妾，则与婢同一等级，相等于家内奴隶; 婢与妾之间的身分也可以互相转化，关键是能否赢得主人的欢心。丈夫既是财产的主人，对婢妾又掌有黜陟予夺之权，因此献媚固宠就成了作妾者保卫自身利益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而人格同样也依附于男人的名义上的女主人的妻，不单由于性爱上的排他性所燃起的嫉妒，更由于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也必然要以同样的激情投入日日夜夜的争夺战。于是，妻妾争宠就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斗争的最普遍、剧烈的现象; 乃至被统治、被奴役的女人必须苦心讲求驾驭统治者、奴役者的男人的方法。
《恒娘》没有描绘这种家庭纠纷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作否定性的评价，在蒲松龄的时代，蓄婢纳妾是司空见惯的，被视为正常的现象。蒲松龄的小说中有时还美化这种封建制的落后因素，时代使然，这是无法苛责古人的。
但既然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实质，知道妻妾争宠不论对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悲剧，便能从蒲松龄如此精致描绘的这场勾心斗角的争宠斗争中，看到生活优裕的家庭成员之间施展策略，耍弄权术是如何地暴露了被扭曲的人性。
洪大业把婢女宝带纳为小星，宝带的姿容又远逊于朱氏，后者当然要吃醋，要想不开，要管，要闹，于是夫妻反目。一种合于逻辑的恶性循环是，妻子管束得越紧，闹得越厉害，男人便越宠爱另一个，越嫌弃妻子，妻子也便越要管，要闹……以至朱氏真认为丈夫是天生喜欢小老婆的，竟愿意自己改称为“妾”了。当她看到邻居的恒娘并不美，她丈夫的小妾比恒娘漂亮得多，恒娘却能牢牢地吸引住丈夫，朱氏怎能不向恒娘求教驭夫术呢?小说用凝炼的笔墨描绘了恒娘所传授的征服男人的技巧，以及朱氏在恒娘的教化下如何赢得了独占丈夫的胜利。
恒娘的策略其实是欲擒故纵，欲取故予、欲亲故疏这些老权术。她的情爱心理学就是“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男人喜欢婢妾，无非是新鲜、难得，如果让他吃饱，山珍海味也难免吃腻。所以要善于隐晦，故意疏远;然后突然靓妆出现，造成久别重逢的新鲜感，又故意不轻易给予，这便是“易妻为妾”之法。总而言之，费尽心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对男性有诱惑力的玩物。看上去女的在玩弄着男人，使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实质上却是以更有效的方法把自己提供给男人玩弄，并使自己永远占有这被玩弄的地位，即站稳了做玩具的地位，这便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悲剧。因为在那个社会中，女人除了狭窄的家庭圈子以外，没有自己的事业，男人是她的主宰，她的一切。倘是贫家妇女，要劳瘁于衣食，情况又当别论。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妇女，她们的精力和时间无处打发，只有在萎琐的感情纠纷上绞脑汁，这些茶杯里的风波，正是生活和心灵极度空虚的表现，但这便是人生。
朱氏在争夺男人的斗争中获胜了，而战败者的宝带，便沦入了难堪的境地，她越是挣扎，怨谤，自暴自弃，便越是走向毁灭。朱氏能确保专宠的地位，就得以宝带被糟蹋为代价。这是那个社会制度下的必然。这个必然在阶级社会的上层人家男女生活中重复了几千年，那些广蓄嫔妃姬妾的帝王宫廷中更是搬演频繁。
蒲松龄从大量习见的社会现象中采取了一个标本，勾勒下这个戏剧性的侧面。他不是客观主义的描写，也不是聊资谈助的珍闻的记录。在“异史氏日”的议论中，他慨叹了一通人性之蔽，“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之后，联系到“古佞臣事君”、“容身固宠”的“心传”上去。他没有说错，封建社会的伦常都是相通的，因为 “夫为妻纲”，妻妾便须取媚于丈夫;同样，“君为臣纲”的结果，便造成臣下要在君王面前 “容身固宠”。封建制的伦理就是这样建立的。妻妾也好，君臣也好，争宠正是这种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女人驾驭男人的技术，便是这种制度的“恶之花”。《恒娘》所描画的就是这朵花。艺术也能把丑变为美么?对，蒲松龄在这里解答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