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写众才女中式后欢会的三十多回，是作者恣意炫才弄学的部分，仅写那掉书袋、论双声叠韵的行酒令，就有十一回之多。连篇累牍地炫才弄学，令人厌倦。所幸在这部分中出现了一个较为生气蓬勃的人物——孟紫芝，她的形象颇能破除沉闷。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略略吹进点新鲜空气，这一部分怕会窒闷得令人不堪卒读吧。
作者写孟紫芝在家中别号“乐不够”，在泣红亭碑文上的头衔则是“司笑靥花仙子”。她确实是“乐不够”，“司笑靥”，她自己欢乐，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她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欢乐、诙谐。她之所以欢乐、诙谐，富有生机，归根结蒂乃是因为她不像唐闺臣、师兰言、卞宝云等示范式的才女那样恪守许多封建教条，她没有多少顾忌，往往由着天性去视、去听、去言、去动。
她博学多才，但她的才学并不为“闺范”所囿，她脱口就是笑话，她还能说大书、唱小曲，而所唱的小曲居然是下里巴人式的情歌。她敢于读闺阁所禁的《西厢》 (虽然故事发生在唐初，《西厢》根本没有出世)，且敢于在稠人广众之中谈论。她第一次提及《西厢》，大姐兰芝即向她瞅眼示意，并为她掩饰说：“那里看过，不过听那唱戏说的，他就记在心里，随口乱说，妹妹何必同他讲究。” 但是她后来还是在更多的人们面前发问：“今日为何并无一个《西厢》灯谜?莫非都未看过此书吗?”
男女婚姻是闺阁所讳言的，但孟紫芝却不仅讲而且讲得颇为痛快淋漓：“刚才尧蓂姐姐因我说他有姐夫，他就说我淘气。难道‘有姐夫’这句话也错了?如果说错，并不是我错的，那孟夫子曾说‘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只好算他错的。谁知那乐正子听了不悦道：‘紫芝不要混说，我先生何尝说错;你去问问那些女子，他们可肯对天发誓，一生一世不愿有家么?’” 确如他人所说，紫芝读书后“那张嘴近来减去零碎字，又加了许多文墨字，比从前还狠哩”。她在儒家的经典里读出的却是“闺训”的虚伪，并发为无羁的快语。她的自由无羁甚至在她制作的灯谜和所行的酒令中也表现了出来。她以 《论语》里的“适蔡” 为谜底竟拟出了“嫁个丈夫是乌龟”这样吓人的谜面。行酒令，她在严格的限制中所飞的酒令却是“臭虫”当头的“臭虫 《山海经》 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日骄虫。”
她爱憎鲜明，每露锋芒。原先卞孟等七家的二十三位才女因父辈参与女科选拔而回避不得应试，大家颇不高兴，但又多加掩饰，她却快人快语，要大家“暂把酸文收一收”，不要“只说这些口是心非道学话”。武则天将原为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的史探幽等十人提为前十名，而将原为前十名的唐闺臣等十人易为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这本与她了无关系，然而她却有意当着史探幽的面说：“六红盖五红，就如他文章比你高，这个状元应该他得。要像这样就不高兴，设或把后十名弄到前面，又将如何呢?”师兰言大谈果报，她则插言质疑。闵兰荪、花再芳心胸狭窄，言语粗俗，人多顾忌，她却频加调侃，明知她们心中恨恨亦不稍顾。
孟紫芝欢乐、诙谐，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她不愿像唐闺臣等人那样为“闺范”所囿。作者的思想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作者着力描写唐闺臣等人的恪守“闺范”，这些人物虽然个性消失，徒具人形，作者却极力肯定了她们，并以她们为女子之楷模。另一方面，却又写出了孟紫芝这样一个不甘为“闺范”所囿，很有个性的形象，而且笔端分明带着赞许。这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理性与感情的矛盾。理性上，作者倾侧于唐闺臣一类女性，亦即倾侧于儒家规范，而感情上则是倾侧于孟紫芝一类女性，亦即倾侧于人欲、人性、人情、个性。
在理性与感情的矛盾中，感情虽挣扎着有所显露，但从总体看理性还是占着上风。就是对孟紫芝形象的刻划，作者也没有完全忘记儒家理性，努力使探出头来的人欲、人性、人情、个性不逾儒家的大规矩：他让她谈婚姻，却又让她以“亚圣”孟子为据，他让她制作出“嫁个丈夫是乌龟”的谜语，却让谜底是《论语》中的“适蔡”，从而化作“雅谑”，他让她所飞的酒令“臭虫”当头，但后半却有典籍为据，亦成“雅谑”;他让她说大书，但说的却是《论语》故事;他让她唱小曲，而且唱的是苦思情人的小曲，但却又让她先说明唱的是思念姐妹之情。此外，作者还常借他人，特别是她的姐姐兰芝来掩饰她的不羁，来消减她的锋芒。总之，作者对孟紫芝也并未充分纵情放笔，落笔之际仍有顾虑，感情多少还在向儒家理性妥协。
尽管如此，孟紫芝仍不失为《镜花缘》众多女性中较成功的形象。在那令人窒息的封建时代，她那虽抑还放的生命光彩有力地宣示了：人，即使是女人，也应该有人欲、人性、人情和个性的舒张! 她虽不是人性对儒家理性的完全胜利，但毕竟显出了儒家理性的支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