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柏、雷群明同志编写了 《韬奋与出版》，将由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原稿寄给我，请我写篇序。我从30年代起就是《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出版物的经常的、热心的读者，对韬奋同志从来都是敬佩的，但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 和他没有个人接触， 对他了解不多，请我写序本来是并不合适的。但我通读全部书稿之后，感想甚多， 不能已于言，很愿笔之于书，至于这样写算不算序，那就不去管它了。
读了书稿之后，给我一个总的印象是，韬奋同志的确不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这是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给他的评语)。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 不仅写了大量的文章， 而且在编辑、出版、行政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出版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从校对到编审， 到装帧设计， 到印刷， 到发行， 到经营管理， 可以说他对每一行都精通， 是出版工作中罕见的全面人材。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之丰富，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很少有人能同他比肩。我应该负责地向出版工作战线上所有的同志推荐这部好书。我敢说，任何人读了这部书都会受到教育，得到启发。
这部书中提到的经验， 因为历史条件不同， 斗争任务不同， 不能照搬。还有些在当时是进步的好办法，现在却不适用了。例如把出版机构办成合作出版的集体所有制的事业，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早已成为国营的企业， 当然不必再回头去搞合作出版了。
但是书中介绍的韬奋办出版事业的基本精神， 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像他主张的出版事业要不断追求进步，应该与时代一同前进;应该把“事业性”放在第一位， 不应该把“商业性”放在第一位; 出书要讲究质量， 要努力生产“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 决不能为赚钱而不顾一切去滥出有害的坏书刊等思想， 都是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特别是他那种废寝忘餐、呕心沥血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为人民服务这个响亮的口号是我们党最先提出来的， 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韬奋同志还在30年代， 在他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就能自觉地为这个口号奋斗，实在难能可贵。读了他为人民服务所作出的动人事迹， 真使人感动得落泪。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对他做了那么高的评价不是偶然的。这评语虽然大家都记得很熟，但我还是再抄录一次：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我们拿韬奋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对比一下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应当肯定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们的出版事业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总目标之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但是和韬奋同志的服务精神相比较， 差距还不小。
韬奋同志当编辑最宝贵的精神是大公无私。还在30年代他就提出当编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公无私。他说： “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 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编辑肩负重任， 一切作者投来的文稿能否刊登都要由编辑来判决。如编辑选稿不以公字为标准，那就会败坏刊物和出版社的信誉， 一直到垮台。所以他主张选稿必须大公无私，必须坚持原则， 以质量好坏为准， 不管作者是谁，也不管文稿的来头大小，决不照顾情面，决不搞“关系”。《生活》周刊的信誉因此越来越高。韬奋办事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人们总以为铁面无私就会得罪人， 其实不然，韬奋不仅没有得罪朋友， 而且更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大公无私是个普遍的职业道德问题，也是编辑道德的首要条件。我们现在的编辑队伍很大， 是否人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大多数人能做到我敢肯定，但是要说人人都能做到，我不相信。至少有一小部分是不够格的。不是有的编辑利用职权干坏事吗?向作者强索财物， 强迫分作者稿费，要求作者请客送礼等等花样都发生了。而在作者方面也有少数人感染了坏影响， 为了自己的著作能出版， 不惜拉拉扯扯，请客送礼， 走后门，搞“关系”。事情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这种风气很不好，让它发展下去危害极大。这种不正之风不仅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不能容许，就是当年的韬奋同志对此也是嫉恶如仇， 决不容忍的。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里说： “在今后5年内，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 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 努力实现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全国青少年中的普及。这是争取在5年内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一项基本措施。”又说：“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公民义务、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每一个劳动者都应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
当我们响应十二大号召，大讲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联系韬奋同志的大公无私的可贵精神， 难道是多余的吗?
再说一点，就是韬奋同志那种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他接办《生活》周刊时，既没有钱，也没有人。编辑工作就他一个人干， 完全是唱独脚戏， 只是经过几年之后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助手。又要当编辑， 又要写评论， 又要下工厂当校对，还要答复读者来信，一个人能干这么多事吗?除非三头六臂。当然韬奋同志不可能有三头六臂，事实上这些工作他都干了，而且干得很出色。要问其中奥妙，也没有什么奥妙，无非一条，他坚持了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精神。坚持这一条就搞出“奇迹”来了。
我们现在办刊物、办出版社比韬奋时代条件好得不能比， 可是经常听到的呼声总是编辑人手不够。真的不够吗?你去调查了解一下，一般的期刊社、出版社总有那么几十人甚至百人以上。总的来说，我感到人是多了， 而不是少了。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抓改革机构，精简人员，企事业单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贯彻中央决定的时候， 回顾一下韬奋同志办出版事业的历史， 学习他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精神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 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 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 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 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 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有的位置。正在编纂的大百科全书就有专门的出版卷，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希望能早日编出来。出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一时不易弄清楚，就是近代的史料也多得不可胜数。先从“五四”以来，特别是从韬奋同志主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半个世纪的历史着手研究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且对当前的出版工作的改进更有意义。
学林出版社成立之始，就把出版有关出版方面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值得高兴和祝贺的。《韬奋与出版》一书的编写出版，是这项工作的开端，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坚持不懈， 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1982年11月
(《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 1983年6月版。)
赏析 邹韬奋是著名的新闻与出版家。他一生创办过6种刊物，一份《生活日报》，撰写了评论、通讯达数百万字;他创办了“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他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成为中国新闻与出版界的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为此中国以韬奋命名设有三项奖：“韬奋出版奖”、“韬奋新闻奖”，分别奖给出版和新闻界的优秀编辑;还设有“韬奋新苗奖”，奖给大学新闻专业、广播电视专业在校读书的品学兼优，新闻业务实习中有突出成绩的学生。钱小柏、雷群明选择韬奋进行研究是很有眼力的，他们的著作《韬奋与出版》请王子野作序，1983年6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好评，获得了第一届“韬奋出版奖”。
王子野是当代出版家， 曾任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韬奋与出版》一书请他作序，本在情理之中。但是， 他却说“不合适”，说自己虽然在30年代就是韬奋出版读物的读者，与韬奋未曾见过面，了解不多。他在通读全部书稿后，完全改变了态度， “感想甚多，不能已于言，很愿笔之于书”。这样的序的开头，波澜起伏， 自然会引发读者的兴趣。
序作者首先告诉我们，他的总的印象：韬奋同志的确不愧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韬奋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20年之久，从校对到编审，到装帧设计，到印刷，到发行，到经营管理，可以说他对每一行都精通。王子野称韬奋为“出版工作中罕见的全面人材”， “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很少有人能同他比肩”。序作者“负责地向出版工作战线上所有的同志推荐这部好书”。并肯定地说：“任何人读了这部书都会受到教育，得到启发。”这是一个现代出版家对近代出版家知深爱重的由衷之言，也是具有权威性的评论。
王子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客观评介韬奋的新闻出版经验：“因为历史条件不同，斗争任务不同，不能照搬。”但是韬奋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努力生产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这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他那种废寝忘餐、呕心沥血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王子野说读了韬奋的动人事迹，“真使人感动得落泪。”由此想到1944年毛泽东对韬奋的评价并非偶然：“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以韬奋精神与出版界现实相比较，序作者认为同人与之“差距还不小”。他希望大家要学习韬奋的大公无私精神，讲职业道德，为建设精神文明做贡献。并希望出版界要像韬奋那样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
这篇完整的序言，使读者从中受到教益，引导他们产生迅疾读完全书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