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说， 干么又要出丛书?这话似有来由，所以也得答个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灵清。原是朋友当中有几部我心中很喜欢的书稿，若不给发表，殊为可惜， 故此早就想向书局接洽，给他印行。又见这些书稿目前都不约而同，有些相类，若分途印行， 同好收买，也有种种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罢了， 不但读者购买便利， 并且体式装潢也可一律一点;每次出书， 又无须重行接洽条件。刻书本是好事， 市上所出正合下怀的书又寥寥无几， 既然有心里很喜欢的书稿可出， 可巧又有书局肯拿钱印行， 三言两语， 一说则合，所以就大胆出了。早晨在床上肚里盘算，眼前就有七八种，若仍旧用工下去，自然还有别种可出。一则可以借此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亲朋好友， 同道文人， 或者有这个便利，鼓起兴趣， 多多著述，或写作，或翻译， 或编纂，络绎而来，也把不定。原来想起个丛书名目， 叫做《性灵丛书》， 以表所好。后来转想，人心不同如其面， 天下事物，有好之者， 恶之者必有甚焉。虽说一人做人须竖起脊梁， 不可像蜗牛一样，逢人见面， 只顾把头缩到壳里去， 蛰做一团， 然而在此世事纷扰的会儿， 多一种名目， 总是多惹一层是非， 不如来一空空洞洞名目，见首不见尾，旁人抓不到把柄， 同味儿的人自会里中去寻出乐处，含沙射影口沫喷人的人，也就不甚碍目， 索性当做无事过去了，我也乐得过清净。
可是要想清净，也自知是做梦吧?东家是个普罗， 西家是个法西， 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 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讲。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动物，有谁晓得?苏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点精神分析工夫，断了出来我何以有这些成见、主张、立场、偏好， 一百人中怕也没有一两人说得开交。况且今日口沫喷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 拈个花，采个草，也都“碍道”。这样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总是见地不广，执之过激所致。孔夫子尚许点也浴乎沂风乎舞雩，让今日东家西家弟兄听见，还不把孔老夫子喷个满脸口沫吗?其实孔夫子那里曾说过，儒者终身只好浴乎沂风乎舞雩， 国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过孔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其常情之乐;得其常情之乐，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冉有、公西华欲辅君行政， 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来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训在前， 尚且常落了“矫”字“伪”字之弊;今日之人不读圣贤书， 又只懂得西洋文化之皮毛，难怪其矫情更甚。其实中西文化那里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不近情呢?即使列国时代墨家， 比较是认真主义的人， 有门人问墨子行义救国那样为要，墨子尚且不肯强人，叫能筑版墙的筑版墙，能搬砖瓦的搬砖瓦罢了。使墨子处于今日， 亦当说， 周作人学水师、鲁迅学医， 却不能以水师、医学救中国，便是这个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以中庸为本之儒家， 又何况是西洋几个名哲?大凡今日中国社会变乱，思想凌夷， 难免有人目觇时艰，救国心切， 出为浅薄井见之论，也不必见怪， 只要大家保存一个“诚”字，保存一个公道， 不要自己陷了轻薄滑头，将来总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说国势阽危，那容许你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又非确论。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 不许抽烟，肝气总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藏府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况且孔子之时， 世风也不胜于今日，孔子尚且有闻人歌而乐必和之之闲情别致，你能说孔子亡周吗?
所以这部丛书，也就放胆出了。原来范围无定，或者曲从时势之要求， 多出几本西洋名著的译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几种， 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人小品之谈话。你何以要谈明人小品呢?这是必有的疑问，不然明天太阳不从东边上来了。在我方面， 只是认为文学佳作，认为有性灵文字， 心好而乐之。在向他人说来， 也有几种道理。一则，清初以来， 袁中郎倒霉，这派文学沉没下去， 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来叫大家容易看得到， 替袁中郎出出气。二则，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 又不似现代中文用法，仅用于女子之烫头发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现代，最有名的英文丛书，名为《摩登丛书》， 然你试一查书目， 不但这样的新的作品如它史托斯基之《穷人》有， 《圣路易之桥》有， 即18、17、16世纪以至西历纪元前三五世纪之希腊戏剧也有， 可见摩登二字全不是这样解法。亚里斯多德、伯拉图死二千年， 然而这些文章才有生命哩， 才新的希奇。伯拉图《共和国》那章讲优生学， 才新的教你诧异。所谓《摩登丛书》，也不过以现代人为本位，凡摩登人可读之书皆可列入。三则， 文化是有源流的， 不溯其源， 无从知其流。古书西洋人也主张读的。现代中国人只肯读1934年的西洋书， 不肯读伯拉图， 那里会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蕴?又不肯读古书， 又何从知中国文化之底蕴?四则， 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西洋人虽然自由急进，时时另求新路进展下去，却没有说这句话。如此看来，现代中国人实在过于摩登了， 不然便是错解摩登。五则，文学与科学不同， 西洋读医学的人不必读希腊的Hip-pocrates，摩登医生，我也主张大可不看《素问》、《灵枢》、《洗冤录》。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我却主张应该读读《离骚》或是无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同是圆颅方趾， 悲欢离合之际， 大同小异也。所以那样的旧仍然可以这样的新， 因为你虽摩登，有飞机可坐，有无线电可听，未必便是变成方颅圆趾动物，仍然躲不出悲欢离合之情也。袁中郎气愤当时政治， 与你并无两样，你不必便看他如狗矢，一文不值也。李香君之气节识见，胜于今日须眉男子万万，你不必以明末青楼视之也。况且中国人最重读史， 乃因史者鉴也，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 因今推古，设身处地， 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苏格拉底“自知”之义。鲁迅读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评中国文化，若学一般留学生，单看辛克微之， 鲁迅当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 又那里去戳穿中国人之魂灵呢?况且古人看月发愁， 闻鸟思家，听蝉醉喜，踏雪吟诗， 月也， 鸟也，蝉声也，雪景也， 古今并无二样，你也未必不堕千古同情之泪，独据飞机头上，厌月憎鸟恶蝉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 古书便仍可读。
廿三年八月五日龙溪林语堂序于牯岭。
(录自《林语堂文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赏析 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强调译介和学习西方的文学、社会学书籍，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无疑缩窄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还有割裂中国文化传统的危险。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文学政治使命的加强，这种文化上的偏狭又表现为对非关政治的文学的排斥。30年代以来， 日军侵华， 内战频频不断，民族危亡人民饥苦的水深火热之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应更加强。鲁迅1933年在他的《小品文的危机》中写道：“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合乎时势要求的。林语堂这时没有了1925年前后“北师大学潮”时般的斗争锋芒，他主张写“幽默闲适”的“性灵”小品，这就难免与当时的一些文学观念发生冲突。《<有不为斋丛书>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序文中，他谈了出版这套晚明小品丛书的理由，同时也是对自己文学、文化见解的辩解申明。
序言首先说明了出版这套丛书的由来，原因有二：一是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为亲友著述、收藏提供便利。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这套丛书符合他们提倡“性灵”文学这一“所好”。作者料到这一举动会招致非议，所以名目叫做“有不为斋丛书”;而不以“性灵丛书”为名。
其次说明了“性灵”文学存在的理由。他申明自己的思想就是要“做人”，而“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 而现实是有“口沫喷人之徒”， “就不容人近情”。他举例孔子、墨子都是“近情”的，认为即便是“救国心切”、“国势阽危”也不能没有必要的放松调节。从他为抒写性灵的辩护，可以看出他反对文艺对政治的依附，反对文艺中只能有一种写法、一种主张、一种声调的偏狭局面。从长远艺术发展规律看，他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却不合时宜。
再次，他进一步谈论了出版这套晚明小品丛书的用意，提出了自己的卓识远见。他说，这套有性灵文字的文学佳作的出版，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对于他人，一则为了重新肯定袁宏道的作品，二则因为这些作品“那样地旧而又是这样地新”，这些作品仍具有可供现代人阅读的生命力。三则认为读古书才能对文化溯源知流;四则他认为“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也不正确;五则，他认为读古书，对做学问、情操修养，性情抒发都有益无害。在这里，他由性灵之书推及古典文学又推及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强调有继承的必要，最后结论：“古书便仍可读。”这较之当时文艺界对古典文学的意义肯定不够、否定有余的情形，应是更接近公正之态度。
林语堂可以说是一个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他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涉猎了西洋文明，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不趋同的文学主张。他在当时提倡写性灵、读古书，今天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全归因于其立场消极，逃避现实、疏离政治，恐怕也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考虑。创作自由、抒写自我、继承古代文化，在当时是一种较弱的声音，甚至遭受批判。今天看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供今天历史条件下的我们借鉴。从艺术角度看，这篇散文谈论为人为文道理，平易自然;申明观点、辩驳诘难从容不迫，条理清晰，亦庄亦谐，体现了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