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我买了头好漂亮的小猪。全家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摸它,都叫声:“哎哟!”我第一个摸,第一个叫“哎哟”;其次是我的妻子;再其次是我的岳母,我的小姨子,我的孩子们和厨娘。大家你摸一下,我摸一下,你“哎哟”一声,我“哎哟”一声。
除此之外,我听从岳母的忠告,把神父请来给小猪举行牺牲前的净化仪式。 在这一切都做妥当之后, 我们方才安下心来做日常琐事。
岳母在脖子上贴止痛芥子膏,身上围上毯子,坐在炉边;小姨子边做边试赴舞会穿的白色长裙; 妻子给孩子们洗澡,帮他们把缠得不像话的缠头布巾缠好,然后和平素一样,把生土豆切成片,贴在头上治头痛。厨娘穿上我的旧靴子去抖地毯,我在刮胡子。
就在这安宁闲逸、每个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情的时刻,厨娘一头闯进来,直嚷:“小猪跑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落发出你分不清是说什么的叫声,拔腿就向外冲。我连帽子也没顾上戴,脸上尽是肥皂沫,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奔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我的妻子,头上贴着土豆片。她后面是围着毯子、脖子上贴着止痛膏的岳母和穿着舞会长裙的小姨子。小姨子后面是用扫帚武装起来的厨娘。我那两个“小傻瓜”,头上缠着头巾也跑在后面。
我亲自指挥着这支队伍,敌人一路败退,我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无一伤亡。只有岳母在路上丢失了脖子上的止痛膏,妻子丢失了头上的土豆片。尽管如此,这支队伍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勇敢地向着胜利飞速前进。我们就这样一连追过了贝尔格莱德的两三条街道,直到敌人躲进一家院子。我不失时机地发出果断的命令,并改变了战斗队形。我把重炮,也就是我的岳母,安置在院子的大门口; 把山炮——我的妻子和小姨子摆在院子里适当的地方,控制住整个地盘; 让厨娘守住后方即厕所旁边; 把步兵——缠着头巾的孩子布置成一条散兵线;我本人则亲自进行侦察。
我们坚信一定能获胜。不过,在任何战役中,哪怕一点点最微小的意外情况都可能致命地影响战斗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围墙上有个洞,小猪钻了出去,躲进另一家住宅。这就意味着,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已不适宜。
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我低着头走在前面,我的队伍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而就在另一幢住宅里,有人正摸着我的小猪在喊:“哎哟! ……”
正在我绝望地等待过圣诞节的当儿,外面传说内务部部长先生的小猪也逃跑了。你想,这是多么不幸! 部长先生在圣诞节也没有小猪吃了。这么说来,部长先生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这可大大地安慰了我。
尔格莱德警察局:“喂! 喂!我的一头小猪跑了。”
各位,请设想一下各位警察分局的局长,设想一下所有的警官,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你想,这件事恰好又发生在圣诞节之前,而在新年前通常总有人被提升官职。可想而知,每个当官的无不在暗自思忖:“嘿,就凭这只小猪,满可以捞它一级!”
于是大家都行动了起来。瞧,市区分局的局长出动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他们直奔部长先生的家。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全力以赴,亲自出马,很快就找到了您的小猪。”
不一会儿,瞧,伏拉察尔区的分局长也动身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一头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
没过二十分钟,萨瓦玛尔区分局的警官也来了,他身后的宪兵捧着第三头小猪。
已有三头小猪在部长先生家的院子里哼哼地叫了。同样,已经有三个当官的在想着晋级。正在这当口,第四个当官的也从多尔绍尔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部长先生,我有幸向您报告,我亲自找到了您那逃跑的小猪。”
过了不多时,一辆车子驶到,车里走出托彼乞捷尔区警察局警监,后面跟着一个手捧小猪的宪兵。
“您看,部长先生,您的小猪竟逃到托彼乞捷尔区去了,但我一下就把它认出来了。这回可跑不掉了。”
另一位当官的从巴里洛尔区来到这里,后面跟着一个手捧火鸡的宪兵。是啊,找不到小猪,找只火鸡也好,反正都一样,总不能因为这点小差别而落在自己的同事后面。
在我过节没吃上小猪的同时,部长先生家中,有各区送来的小猪在不住声地哼哼叫着,每个区都有个分局长在等着新年升官。
但愿我也能当上这么个部长,也有只小猪从家里逃跑。那时,我就把这件事通知各州的警察局。
(刘圣然 译)
选自《外国小说报》1981年第2期
【赏析】 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
有人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又有人说,讽刺的魅力在于夸张。在本文中,两者得到了绝妙的统一。
作者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在一面,是普通人“我”的小猪逃走之后,全家出动采取“军事行动” 的热闹场面。在另一面,是内务部长家的小猪逃走之后,局长、宪兵们纷纷送猪上门的滑稽场面。两者对比强烈,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
我们说它是真实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丢失的不是小猪,也可能失主不是内务部长,但是,无论老百姓,还是“当官的”,总会遇到种种不尽人意的意外事故。每逢此时,在一个官僚主义泛滥,逢迎拍马之风盛行的社会里,真正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而部长们是永远不会吃苦头的。这种心态,不仅广泛存在于老百姓之中,而且也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所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作者以一位艺术家的勇气和良心,大胆揭示出这种社会弊病,并予以辛辣的讽刺,自然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就这一点而言,它是真实的,有力的,深刻的。
我们说它是夸张的,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巧妙地采用了对比手法。当普通人“我”的一家“仿佛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败退下来一样”,“绝望地过圣诞节的当儿”,内务部长的家中,却接二连三的有人送来小猪和火鸡。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想着提升官职、晋级——促使着大大小小的局长、宪兵们,络绎不绝地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合法地前往部长先生家去进贡。作者亦庄亦谐,寓讽刺于描写之中,虽然通篇未发任何慷慨激昂之词,但是心中的愤懑却尽泄笔底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命运,常常不是很好的。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看到努什奇的这篇小说后,却使人不得不对南斯拉夫的当代小说刮目相看。至少,它使我们看到,随着官僚主义的愈加蔓延, 来自人民的不满呼声,一种代表着社会进步要求的民主风气与正义批评,正在文学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正是讽刺文学产生的土壤,也是它的希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