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袁宏道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袁宏道集笺校》
万历二十四年(1596)夏，袁中郎在苏州吴县已做了一年多的县令，感到乏味透顶，不料又患上疟疾，一病数月，心绪甚恶。这封给董其昌的信写于当年十月间，信中回顾月前陶望龄来访，得以快谈遨游，病亦为之少却，但又遗憾董其昌不在一起，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然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当时新出现的小说《金瓶梅》的激赏，在现有资料中，它是有关这部奇书最早的文字记载，对于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传播都有重要的价值。
中郎是学识宏富、交游广泛的人，当他从董其昌处借得《金瓶梅》，初读之下即感到十分诧异：“《金瓶梅》从何得来?”可见在这之前他对这部奇书还一无所知，问语中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惊喜。进而他又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部奇书非凡的艺术魅力：“伏枕略观”，即觉如云蒸霞蔚，美不胜收，使自己这个长期卧病之人有霍然病愈之感，这种神奇的鉴赏效应，远远胜过当年枚乘的《七发》。汉代枚乘的《七发》写楚太子患病，吴客去探问，逐次叙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等七事，指出腐朽的享乐生活的弊害，最后以“要言妙道”使楚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中郎以《金瓶梅》与《七发》相比，也许他已看出《金瓶梅》含有某种讽世之意吧。他把世所公认的汉代名文与当时尚不被人知而又不登正统文学之堂的小说相提并论，且竟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充分显示了这位“公安派”首领倡性灵、反僵化的文学主张以及独特的鉴赏眼光。10年后，中郎又在《觞政》中称《金瓶梅》为“逸典”，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李白、杜甫等并提，这种异乎寻常的推许，说明在《金瓶梅》问世之初，中郎即已敏锐地看出这部书的重大价值，他真不愧为《金瓶梅》的知己了。
“后段在何处”云云，说明中郎当时看到的《金瓶梅》只有前半部，他渴欲一睹全豹，且要抄录珍藏，故急切向董其昌探问。可惜现在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信，不然对于这部奇书的来历也许可以知道得多一点。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以书画负重名，但居乡豪横，为乡人所愤。《骨董琐记》谓其“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他之所以收藏《金瓶梅》，也许意不在文学鉴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