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陆游
一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
二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
——《渭南文集》
〔赏析〕陆游这两则题为《跋〈花间集〉》的短文,对唐末五代词忽贬忽褒,“似乎并无定见”,但细察其实际,前者是就思想内容说其短,后者是就艺术风格论其长,这在文艺评论来说,一分为二的方法原是正常的。绍兴年间,晁谦之重刊《花间集》,其跋语就说:“右《花间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乎!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也是不满其思想内容而称道其艺术成就的。与晁同时的王灼也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碧鸡漫志》卷二)大意亦相近。“诗衰而倚声作”。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本出于民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经文人染指,称为“诗客曲子词”,在音律、格律、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加强了艺术性,就风行起来。彼时中原干戈扰攘,而西蜀(还有南唐)尚得偏安,豪家贵族,耽于逸乐,纵情声色,“诗客”们在绮筵绣幌之间,以清绝之词,助娇娆之态,到《花间》结集,以此类作品为多。南宋内外情况与之有相似处,在心系中原、志图恢复的陆放翁看来,对唐末五代词人的表现,生“流宕如此,可叹也哉”的感慨,作“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的发问,就是很自然的了。其心目中,应还浮现有并世某些文人清客的影子。
唐五代文人词,既然常是应乐工、歌妓演唱的需要而作,为适应歌女的水平和情趣(即所谓“欲酒间易晓”),故多属“艳曲”。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而徐陵《玉台新咏序》说他的书,正是“撰录艳歌,凡为十卷”的。《花间集》词中之写妇女容饰、爱怨感情诸作,气息清新,一变唐末诗家浅薄面貌,又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诗教的拘限,即所谓“颇摆落故态”,因此而与齐梁宫体、南朝乐府民歌的“跌宕意气差近”(跌宕通倜傥,放荡不羁),表现男女慕悦的正常的爱情意识,其不涉庸俗者为历代传诵称扬。陆放翁说它“简古可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的词集中,也还留有少数近似《花间》的作品,当然是他早年之作了。
放翁平生致力于诗,词作相对来说只占极少数,这同他对词的整体看法有关。他在淳熙十六年(1189)作的《长短句序》中自言:“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这年他65岁,正是将要结束宦海生涯、开始长期家居生活的时候,同年冬他就免官回家了。自此至逝世的20年中,写诗甚多,在85卷《剑南诗稿》中约占七分之六,而词则罕见,夏承焘《放翁词编年笺注》勉强只编列了三数首。在表现他这时期的生活思想感情来说,诗的体裁自然比词适宜得多。他不再做词作者,但作为读者,还是很有兴趣的,对唐末五代词,还时有甚高评价。绍熙二年(1191)《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此跋《花间集》的第二则,作于开禧元年(1205),仍维持这个看法。可见《花间》词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与价值,重“豪放”轻“婉约”的论调,是没有多少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