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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文人的职业》原文欣赏

  文人的职业

  有歌曲必有歌者,有绘画必有画师,有文学必有文人,歌者,画者,文人,以及一切的艺术家,虽他自己要表达客观的境界,要说“实在”的话,但总是他自己的境界,他自己的话,这都是一个无量数方面的。物理学者虽然只有一个境界,而诗人和艺术家则因自身和环境互相反应之错综,有无量数之境界。唯一的然后是客观,多方面的必定由主观。所以谈一种文学,便等于谈该一种文人,拿文苑传当做文学史看,未尝不是,只是历来的文苑传都是依最形式的方法写的,正不能借此看出这些文人的实在罢了。

  一个文人的成分是无限东西凑合的,以前的祖祖宗宗好些零碎,同时的东西南北又好些零碎。姑且约略来说,第一,他是个人;第二,他是个当时的人;第三,他是个在职业中的人。第一,文可不必谈,因为太普泛了。但我们还要提醒一句,因为文人是人,所以文学中最大的动荡力是情爱和虚荣心了;第二,我们在下一节中商量;第三,正是我们在这一节中说的。

  文人的职业是因地有些不同的。譬如中国历代的文人大多数是官吏,西洋近代的文人,好些个不过是个国王或贵族的清客相公,而大多竟是优倡或江湖客而已。他们的职业成就他们的文学。十七八世纪的文学是贵族养他,近百年中是社会养他,所以十七八世纪的书籍,每每致于贵族,最近的书每每致于他的妻和友。又如唐诗和宋诗,真正不是一样的风格,也不是一样的题目。中晚唐的诗人,除韩、白几个人以外,都是枢臣节使的掾史或清客,所以所做的诗无论是藻饰的或抒情的,自咏的或赠给人的,每每带着些书记翩翩的样子,现出些华贵的环境,露一点逢场俯仰的情绪。在这个情景中,我们显然看出当时的文人不是贵族社会的自身,而是在贵族式的社会中做客。风气先已如此了,便是真的贵族,做起文辞来,便也不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唐诗在大体上说去是说客人的话,为别人作诗的话(杜少陵大体不这样,然李太白却不免)。到宋朝便没有诸侯式的方镇了,每没有食客做了,文人多要去做皇帝的官了,做官比做客在当时实在独立得多,自由得多,所以用不着说话给府主听,只由着自己的性儿,说自己的话好了。文人自成一个社会,在这社会里文人是主人。所以像山谷后山,那类的诗,那类文人社会中的诗,绝难出现于中晚唐时府主的社会中,所以宋诗在大体上说是说主人的话,作自己的诗。举这一个例,以概括其他无数的例。

  在中国,古往今来文人的职业大略有四种:一、史掾;二、清客;三、退隐;四、江湖客。

  中国文学的开头是官的。

  这句话仿佛像答晋惠帝的傻问,但,文学确有官的、有私的。中国的典册高文,例如箴、铭、颂、赞、符、命、碑、志等,是官的,西洋的荷马等是私的,近代的文学尤其是私的。官文不必即是当官者之言,只是一经沿袭一个官文的来源,便成一个官文的质实,所以历来所谓大手笔者,所做多是些官文,这些人有的也不过是布衣的。官文的来源起于史掾,这个名词本不很好,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来。经典时代所谓史之一职,与八代所谓掾之一职,合起来以概后世,故用这个名词。经典时代中所谓史,八代所谓掾,皆是给人做书记的。史掾的文辞,在原始上不过是工具的文辞。不能说是艺术的文辞,但公文有时也很有艺术性,特别在中国文学史中这个情形显著。不特六朝的大文多是官文或半官文,即开中国文学史的《尚书》、《雅》、《颂》又都是官文。史掾的职业是执笔的臣仆,这个情形在最早的记载上已经看得很清楚,周代金文刻辞中常有下列一个公式:“王立中庭,呼史某册命某为某官。王若曰。……”所以史掾说的话是别人的话,它的作用不过是修饰润色而已。因为这样的职业是如此,所以这样的文章在最好时不过是“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汪中《吊马守贞文》)。这个职业在汉武帝以后尤大发达,枚乘司马相如的时代,文人的职业还只是清客,不是史掾;(司马长卿曾为郎官使蜀,然还是清客的浪漫把戏,到王褒乃是个有秩位的官。)到王褒、谷永,文学改宗古典一派,而职业已不是客而是官;赋(此处但就京都一类之赋言)、诔、碑(私文而官气者)、论(此处但就符命一类之论言之,如“剧秦美新”,“王命”等)、颂、赞、箴、铭等等体裁,都是在这个时候始发达官的文学,扬子云正是古典文学的大成就,同时也是官气文章的十足发达,《剧秦美新》之论,《十二牧》之箴,可以为例。东汉一代的文学,除诗乐府(民间文学)及史书(工具文学)以外,几乎皆是这一类的文,而文人也是在上则为列大夫,在下则举孝廉,辟郎官,直到蔡邕便是这一线的最高点。魏晋六朝大手笔固然多是些国家的典制,即到了排除八代以归秦汉之韩文公手中,如《平淮西碑》之“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者,看看这个大文中之衣冠礼乐气象思路,又何尝不是官样文辞呢?不过散文谈官话究竟没有骈文谈官话之便当,坏事说成好事,寻常事说得有风度,所以诏令制诰永远是以骈文行之。直到了骈文的创造性早已消失之后,骈文中官文之一部尚能有花样可翻,如宋之四六,正是好例。而宋代的散文,得有骈文包办了官文去,自身还可免说官话,较自由些,故差有新生命了(其实宋代散文之进展依科举者甚大,这虽然也是一种官文,而与做史掾之官文不同)。

  文人的第二种职业是清客

  清客也是在王庭或诸侯卿相乃至富家士族之家中供奉的。但史掾与清客有个大不同处,史掾是用自己的本领做别人的工具,清客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别人之欣赏,所以同样是个做奴才,史掾表达的是别人,清客表达的还是自己,史掾是僚属,清客仍不失其为客人,史掾是些官,清客还不失其为艺术或方术之士。

  战国时,梁朝稷下的那些先生们,大约都是些清客,其中固有专以方术见长的,也有特别以文辞见长的,例如邹衍、淳于髡。到汉朝则梁朝与淮南朝的清客最多,果然楚辞的好尚就在这个环境中成就,歌辩的体制就在这个环境中演进。司马长卿、东方曼倩在汉武朝中也只是清客,不能算做官,虽然不免于“主上所戏弄优倡所畜”,但究竟比执笔说官说的人可以多多自显性灵些。中国文学的好多缺陷,每每由于文学大多不自清客或江湖客来,这是比起近代欧洲来相形见绌的。本来清客只靠诸侯及世家贵族来蓄养,专制帝王的朝廷是比较难容较有自由的艺术家的,即使容许,一个朝廷也养不了许许多,且一个朝廷更难得有两样的风气,而艺术风气统一了,每每即是艺术的死症。

  文人的第三种营生是退隐。

  退隐虽不是“职”,却在甚多文人身上已经成了一种“业”,这一业与业官实在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进则为官,退则归隐,归隐仍是士大夫的身份。自然,隐居的人们也不全是一类,虽大多是退到林泉的,然也有退到林泉竟真归农的,也有是一生布衣未出过茅庐的。中国文学中甚发达的山林文学自然是这些人们成就的,这些山林文学的意境有的很是宁静的,有的很是激昂的,真隐士多是真激昂的,因为真的隐遁,非“带性负气”不可,这是朱文公说对了陶渊明的话,假的隐遁也可以认识些山林中的性灵,例如杜子美误认做高人的王摩诘之在辋川。

  在中国,山林文学之发达和帝政很有关系,因为有这样的帝政,然后官多,然后退位的官多,然后官家子弟之在林下田间,可以凭借基业以欣赏文学者多,然后对于世务起了反感而深藏遗世者多,一统的帝政时代,清客之少,隐逸之多,当是一个原因;封建制度之下,正是相反的。

  文人的第四种生活是做江湖客。

  江湖上的诗人文人,自古以来是很多的,只是因他们的文辞多上不了统治阶级之台面,所以我们不感觉着这些人的存在。虽时时代代多有这样的作者,而世过代迁每每留不下多少踪迹。敦煌石室卷子中给我们好些李陵、苏武的故事和诗歌,而不告诉我们以他们的作者;又给我们好多唐代的小说、汉土的佛曲,都不知作者。宋人的平话杂剧,亦不知作者;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很多不知作者,我们所见近代的一切民间文学亦不知作者。这些东西中,自然也有些是好事的官们,清闲的绅士们作的,然大多总当是在江湖上吃闲、卖艺、说书、唱故事的人们所作的。这些众人中真有艺术家,因为只有他们乃是和倡优——这都是艺术家——同列的,乃不是士大夫,他们曾经以众人的力量创造了好些大文体,如楚辞、五言、七言、词、曲、杂剧、传奇、弹词、章回小说。又出产了好些有力量的文辞,例如“古诗十九首”,所谓苏李诗、东汉乐府、唐人无名氏的词,以及直到近代一切通俗文学中的佳作。

  其实上述四类也都互有出入,我们不能指每一文人单独的属于某一类。这样四种生活的交错,有个对称的样子,做官和做隐士原来只是一件事的两面,都是士大夫阶级,分别只在一进一退而已。做清客和做江湖客也只是一种营生的高低,都是方技的职业,分别只在一有府主而在上,一无府主而在下而已。做官和做清客又有相同处,便是他们都在上层。做隐士和做江湖客也有相同处,便是他们都在民间。这很像一个四角形的……关系。

  我并不想把这一部讲义写成一个唯物史观的文学史,且我反对这样无聊的时髦办法,但在讨论许多文学史的问题时,若忘他的物质方面的凭借,是不能辟入的。

  因文人的职业之不同,故文人的作品有的为人,有的为己,有的为多,有的为少,职业是在客位者为人,在主位者为己,在上层社会者为少,在下层社会者为多。文人和其他人一样,焉能自脱于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呢?

  文学因时代的不同,每每即是文人的地位因时代的不同。在了解很多文学史题上,这个观点很重要,现在姑举一个例,即上文已经提出过的唐诗、宋诗不同之一事。

  自从五言诗成诗体正宗的时候——建安——算起,文人的地位多数是在朝做侍从供奉,在外做一薄宦或靠府主为生的。他们虽不全是这样,然多数是这样。这个情形,到了唐朝更甚,唐代的社会是贵族的社会,唐代的政治是在门阀手中的。中唐以来,地方割据的势力分了中朝的政权,各节度使又每成一个小朝廷,能养清客。这时候的书生,自是书生,不像宋朝人可以随便以天下事自任。这时候的书生正多出身清门的,然而与统治阶级每不是一事。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华贵的社会,而他们正多是在这样的华贵社会中做客。譬如李白、杜甫的时代,主人自是杨家兄弟姊妹及其环境中人乃外至严武等等,李白只是中朝的客,杜甫只是节度使的客。中晚唐诗人的客人生活尤其表显这情形,直经五代不会改,因此之故,唐代诗人除杜、韩几个大家而外,都是为这件事实所范围的。经五代之乱,世族社会扫地以尽,到了北宋以后,文人每以射策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从此一变,直陈其事,求以理胜者多,诗风从此一变,以做散文的手段做诗,而直说自己的话。这个转移,庆历间已显然,至元祐而大成就。以前读书人和统治者并非一事,现在差不多是一类了,以前的诗人寄居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诗人说话要投别人的兴趣,现在可以直说自己的话了,总而言之,以前的诗多是文饰其外,现在的诗可以发挥其中了。以前是客,现在是主了。社会组织之变迁影响及于文人的生活,文人的生活影响及于文章之风气。诚然,最大家每每有超越时代的形迹,如韩昌黎的诗,在他当时是独立的,反而下与宋诗成一线,又如陆放翁的诗,在他当时是能高举的,反而与唐诗联一气,然而绝大多数诗人总是完全受时代之支配,依环境以创作者,即此第一等之最大诗人,一经深者,仍不脱离其时代,不过占得最在前耳。世人每以为庆历以降之变唐风,由于范欧诸公之提倡,王苏诸人之继作,然若北宋中世文人的生活依旧如唐时,这提倡正未必能成立,即成立也不得发展绵长,自然不至于依旧局促于西昆诸体,然仍当是凭唐人之遗绪,在个外范中一层一层翻些花样而已,大前提是变动不了的,数百年之绪是不能一下子转的,如欧阳公之《明妃曲》者是做不出来的。下边对举温飞卿、黄鲁直诗各一首,以为这一节所说的意思之形容,我们不说这两首诗可以分别代表晚唐、盛宋,然把这两首诗对着看一下,看看它们的身世之不同主或客,出词之不同内或外,境界之不同文或质,意态之不同清或醇,则时代之异,环境之别,再显然不过。

  温飞卿《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信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黄鲁直《池口风雨留三日》:

  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川长双属玉,身闲心苦一春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墓窗归了读残书。

  宋朝庆历以来诗虽不接唐人,而宋朝的词反接唐人,唐人诗中的体质、情感、言语,到了北宋盛时不转入诗,反而转入词,这件事实我们几乎可以在一切北宋大家中看出的。这为什么,这因为宋诗人做词时的环境转与唐人作诗时的环境偶似,这便是说,在华贵的社会中做客。北宋的诗人作词还多是替歌伎做的,试着学说歌伎的话。南宋的词人做词便渐渐替自己做了,称心去说自己的话。唐诗人的环境同于倡,宋诗人的地位近于儒。北宋人制辞多是临时的解放,因而最富风趣,不说自己的职业话,而去代歌者表他自己的世界。即如欧阳公,在诗中是大发议论的老儒,在辞中香艳得温、李比不上,岂不以欧阳公当时在词在诗之社会的身份各不同,所以诗和词不像一个人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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