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的觉醒
红楼人物
当今的红学专家之中，刘梦溪先生是比较宽容的一位，他对索隐、考证、评点三派兼收并蓄，并无特殊的偏见，对各种研究《红楼梦》的学说，包括一些为当今主流红学所不能容忍的学说，都以清醒冷静的态度对待之，并注意吸收各种学说中的合理之处。刘梦溪先生所撰之《〈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洋洋洒洒百万言，纵谈红学的历史及现实，立论公允，文字平实，确为当今不可多得的红学巨著。
本文无意评论刘梦溪先生的全部红学观点，仅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一些新的红学观点，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与刘梦溪先生探讨，也供红学界友人争鸣。
刘梦溪先生在书中全面阐述了百年红学的成就、困惑和“死结”之后，得出一个十分悲观的结论：“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红学界当前面临的形势同《红楼梦》所说的一样，就是“食尽鸟投林”，百年红学难道会“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么?
很有意思的是，刘梦溪先生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章中，对已经断定为“终结了”的索隐派学说，又重新检拾起来，似乎是说，《红楼梦》研究的最终出路还在于索隐!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把刘梦溪先生的这一章文章再读一遍，篇幅不长，只有三个小节，但意思却发人深省。
在第一小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再检讨》中，刘梦溪先生重新拾起了蔡元培先生的《红楼梦》创作宗旨在于“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通过对《红楼梦》作者为什么“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的分析，看到《红楼梦》作者使用“国贼”“禄蠹”这样“超越常格”的字眼，态度异常“严厉决绝”，“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于是刘梦溪先生发问：“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弦外之音?”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呢?刘梦溪先生认为，可以从蔡元培先生的“悼明之亡，揭清之失”中“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在第二小节《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中，刘梦溪先生发现，在对待“妾”这个特殊人群上，《红楼梦》“作者不是一般地对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评、贬抑、谴责，而是充满了感情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书中写到的许多妾，“德行言动都大成问题，最突出的是赵姨娘。”作者“特别厌恶妾，成心与妾过不去，”“对一心想获得妾的地位的花袭人也不具任何好感，而对不愿做妾的鸳鸯姑娘，却格外敬重。”由此，刘梦溪先生“联想到传统社会向来有家国一体的特征”，联想到中国古代正统观念“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躬行妾妇之道，”于是，刘梦溪先生发问：《红楼梦》“作者究竟是在骂谁呢?”
在此基础上，刘梦溪先生进一步分析，《红楼梦》书中鸳鸯抗婚，当着贾母发誓：“日头月亮照着嗓子呢!”“这不分明暗寓着一个明朝的明字吗?”而贾母为鸳鸯抗婚一事也责难大家“有好东西也要，有好人也要。”刘梦溪先生认为，“既要好东西，又要好人，正是当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由此，刘梦溪先生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刘梦溪先生真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道德学者。从五年前，笔者开始抛出关于《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研究的系列论文后，满眼满耳都是正统红学的讨伐!今天，终于有一位正直的红学专家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尽管笔者与刘梦溪先生以上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不尽相同，但刘梦溪先生对《红楼梦》与明清史关系研究的尊重，并希望学术同行都采取尊重态度，也令在一片围剿声中挣扎的我感动不已!
在第三小节《〈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中，刘梦溪先生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红楼梦》中的诸多女子与“明季南国名姝”“性格特点”的相同之处，指出，《红楼梦》中“女性更要胜过男性的思想倾向，”“很可能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存在某种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刘梦溪先生引用了《柳如是别传》作者、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话：《红楼梦》中“理想之林黛玉”并非作者首创，“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根据陈大师的推论，刘梦溪先生说出了一个真知灼见：“《红楼梦》所写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据，即所谓‘虚者实之’之意。”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与刘梦溪先生的结论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通过大量的考证，证明《红楼梦》书名来源于明末陈子龙的《春日早起》诗;《红楼梦》书中的《好了歌解》交代的是明清改朝换代背景;书中的主线“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来源于柳如是(河东君)与陈子龙、钱谦益之间的三角爱情婚姻纠葛;《红楼梦》的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升，洪升所处的那个时代，南明时期名妓与才子的爱情题材，是文学创作的热门，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借爱情题材表达改朝换代遗民思想的经典之作，《红楼梦》与上述作品是产生于同一时代，描写同一内容，表达同一思想的文学作品。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第七章中，还引用了一段脂砚斋批语：“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殳荑斩伐，如草木焉”。“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刘梦溪先生正确地指出：“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刘梦溪先生看到了脂砚斋批语“暗示明亡和清兴”的意图，但只是表示疑惑而已，没有做深一步分析。其实，这段批语根本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文人所批，更不可能是作为“旗人”的曹氏家族任何成员所批，批者的身份应该是具有明朝“遗民”思想的学者，其生活时代不应晚于康熙中期。这就是说，不仅《红楼梦》作者不是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就是评点者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同时期人，而是明末清初人。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的《揭开脂砚斋的真面目》一文，已经对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做了详实的考证，读者朋友可以参阅。
应该说，刘梦溪先生看清了《红楼梦》与明清易代的关系，看清了《红楼梦》作者和评点者具有的“遗民”思想，也看到了当今主流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困窘，刘梦溪先生是红学界比较早清醒过来的智者!但限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刘梦溪先生并没有看清当今主流红学的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其实，根据刘梦溪先生的论据，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的：索隐派看到了《红楼梦》“悼明反清”的宗旨，但由于采用的是附会的方法，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考证派采用的实证方法虽然是科学的，但从一开始胡适先生就选错了考证对象，走了八十年南辕北辙的道路，考证愈深，距真相愈远。当今主流红学各流派都没有正确研究《红楼梦》，当今几乎所有专家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是错误的，歪曲的!
笔者结合运用考证和索隐的方法，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由乾隆中叶拉回到明末清初，把《红楼梦》创作宗旨由清宫秘史拉回到兴亡感叹，把《红楼梦》作者由莫名其妙的曹雪芹还原为洪升。笔者抛出的大量考证索隐材料，不知是否符合刘梦溪先生盼望出现的“新材料”标准，不知是否符合刘梦溪先生急切等待的红学“走出困局”的条件?如果刘梦溪先生能够拨冗仔细阅读一下笔者的系列文章，相信能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刘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结尾时的三方面推测。
2005年8月于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