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915年，我出生于苏联一个军官家庭。父亲在战场失踪后，母亲改嫁，4岁的我开始与母亲和继父在梁赞共同生活。我15岁那年，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号人物。1931年，我们家遭到搜查，继父莫名被捕，四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之后，全家搬到了莫斯科。1937年爆发的那场大清洗运动来临，我的亲人也没能幸免，有的死于监狱，有的死于流放地。在高尔基文学院，我的许多老师和同学被捕。1938年夏末，我成了苏联作协会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年代，我的剧本《我城一少年》使我名气大增。1946年，我成为苏联作协副总书记。 1947年，我生平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我第一次在书房挂了张斯大林的照片。在我的《生者与死者》出版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认为我是文学界中毒很深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之一。
【作品选录】
1979年3月4日
不久前我重读了1956年我写给党中央的信，里面讲了我对这些决议的看法和想法，现在我不想再来谈这些极其合情合理地加以阐述的批评意见，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怀疑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如果为了使我的回忆更准确、更可靠，我要谈谈我在1946年的感觉。那时我的主要感觉是： 某些事确实需要做，但完全不是当时做的那些事;对某些问题确实必须讲，但完全不是当时那样讲法。既不是那样讲法，在多数情况下讲的也不是那些问题。
我记得在战争快结束时，刚刚结束时以及在1946年，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我比较熟悉的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觉得可能出现某种情况而把我们推向自由化(我不知道怎样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使我们能松快地、更简单和更容易地同国外知识分子交往，哪怕是同我们曾与之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交往。有人认为，战争时期非常广泛地同外国新闻记者的交往在战后仍然不会受到指责，认为将会有许多互访，将会有许多美国影片，不是那种从德国缴获来的战利品，而是新片子。总之，当时存在着一种思想上的愉快宽松气氛，这种气氛与当时国家所处的艰难的物质环境是不协调的，特别是在歉收后的1946年。
既存在着某种轻率态度，也存在着一种渴望，渴望指出应重视过去官方重视不够的东西。我想，在选择打击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目标时，所考虑的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阿赫马托娃所获得的令人吃惊并带着点示威性的巨大成功——阿赫马托娃不断在莫斯科发表演说、参加晚会、同人们会见，以及左琴科回到列宁格勒后所处的声望太高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示威和反抗性，其原因既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也是由于确信战后正在悄悄拟议扩大可以做的事的范围，缩小禁止做的事的范围。看来，掌握着足够情报的斯大林(况且情报来自各个方面，可以互相验证)感到社会情绪不大对头，认为必须立即拧紧螺丝，斩断那些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幻想。
无论过去，当时，还是后来，斯大林对列宁格勒都存在着猜疑，这种猜疑是从20年代遗留下来的，认为那儿可能存在着建立某种精神自治的企图。目标是明确的，执行是匆忙的，选择被告是无情和不慎重的。总之，如果要把我对那些决议(我总想区别开，却总不能彻底区别开当时的提法和今天的提法)的感受概括一下，当然，使我特别不安的是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那么，比方说对阿赫马托娃的处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我们像日丹诺夫那样对待没有出国侨居、在战争期间表现很好的阿赫马托娃，又为什么，又何必提出布宁或泰菲回国的可能性问题呢?!我感到一种毫无理由的、令人痛心的粗暴。虽然我对战争年代的左琴科不像对阿赫马托娃那样崇敬，但读到对他的那些指责时也是不愉快的、不舒服的。
当时，关于列宁格勒两本杂志的决议并没有表明，确切地讲，我认为并没有暗示斯大林有意提倡美化和轻松地表现生活，虽然许多人正是这样理解的。其实几乎与此同时，也就在那个时期，斯大林支持和推崇的作品与轻松地表现生活毫不沾边，比如潘诺娃的《旅伴》和涅克拉索夫稍后写出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紧接着，卡扎凯维奇悲歌式的小说《星》和潘诺娃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说《克鲁日里哈》也得了奖。不，一切并不那么简单和含义单纯。我想，这件干得那样匆忙，可以说干得有点凶狠的事很多方面不同于那种单纯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预谋： 把有点放松了的知识分子重新牢牢地控制起来，打掉他们的幻觉，向他们指出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并提醒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同过去、同战前一样规定得非常清楚而明确，而在战争期间不仅有些将军，连一些知识分子也翘尾巴了——总之，让他们安分守己一点。
1979年3月6日
现在已记不清是5月13日早晨还是头天晚上，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接到通知，说斯大林将于13日晚上6点接见我们，要我们在规定时间前到达克里姆林宫。
下面我将引用会见后第二天我给女速记员口授的会见记录。以后斯大林召见我们时，我也在第二天或当天做这样的记录。所有当时的记录我将原封不动地引用。但由于种种情况我记得并不全，略去了我当时认为不能记的问题、事情和名字。会见的情况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当然，不排除某些很小的地方记得不准确，但只是很小的地方)，这使我现在有可能把当时略去的东西补上。要理解这种记录的方式，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不言而喻，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无论做什么样的记录都是不许可和不可能的，想也别想，不仅如此，而且当时未必认为以后有可能来追做这种记录。总之，我当时记下了我认为自己有权记的东西，而将那些我认为自己无权记的东西尽可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在回忆这些会见时，我将一面写，一面在每个地方注明哪些是当时的记录，哪些是我今天的补充。对记录本身我将做一些文字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改动，因为它们记得非常匆忙，小的文字加工是完全必要的。很多年以前，当我将自己所有的旧日记原件(包括现在谈到的这份记录)交国家文艺档案馆作内部保存后，又开始写战地笔记时，我就警告过自己要防止让别人(也让自己)觉得你比当时某个时候实际的你更聪明、更有远见这种想法的诱惑，也就是要防止对过去的笔记作实质性的修改。
好了，下面就是1947年5月14日做的会见记录：
5月13日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应召于晚上6点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5点50分我们来到他的会客室。是一个暖和的五月天，由于玻璃窗被太阳烤着，屋里甚至有点热。屋子中央的大桌子上摊放着一些外国报刊，有周刊，也有日报。我紧张得不停地喝水。
6点3分或4分，波斯克列贝舍夫到会客室来请我们。我们又穿过一间屋子，来到了第3间屋。这是一个镶着亮木地板和墙围的大办公室，有两个门——我们进入的一个门，最里面靠左还有一个门。右边，也是在最里面，在距门很远的地方摆着一张写字台，左边顺墙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很长很长，可以容20人围坐开会。
就在这张长桌靠里那一端的桌首，坐着斯大林，旁边坐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旁边坐着日丹诺夫。他们站起来欢迎我们。斯大林神情严肃，没有笑容。他正正经经地同我们一一握过手后又回到了桌边。莫洛托夫和蔼地向我们问好，祝我同法捷耶夫平安归来，显然是指不久前我们作为议会代表团的成员在英国待了约一个月后从那儿归来。
然后我们三个人——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便在长桌的一边坐下来，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也坐在了我们的对面，但不是正对面，而是稍稍靠近坐在桌首的斯大林。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我想把这次会见记得详细些。
日丹诺夫面前放着一个专装呈文的红皮文件夹，斯大林面前则放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他立即就翻开了它，里面放着我们写的关于作协工作的信。他念了信的抬头：“致苏联部长会议”，然后说了几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好像是说我们的信他收到了，开始谈吧。
是从稿酬问题谈起的。
“你们提出重新研究稿酬问题，”斯大林说。“可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是的，但解决得不合理，”法捷耶夫说。接着开始解释，说根据现行稿酬制度的规定，作家出一本好书，尽管这本书一版再版，作家却很快就拿不到什么稿酬了。法捷耶夫由此又谈到稿酬与书的印数多少不相适应的问题，对印数多的书付酬很不够。最后法捷耶夫再次说，关于稿酬的问题解决得不合理。
听他讲完后，斯大林说：
“我们同意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当初我们规定这种稿酬制度时，是想避免出现写了一本好书就坐吃这本书而什么也不干的现象。要不就用好书来为自己修别墅，不再工作了。我们并不吝惜钱，”他笑了笑，又补充道：“但应当防止这种现象，给文学稿酬规定四个价值类、四个等级吧。第一类付给优秀作品，第二类付给好作品，第三和第四类也定一个标准，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这就合理了。
“不过，”斯大林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应当用一封信或一个决议来解决，而应当先做点工作，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日丹诺夫同志，”他向日丹诺夫转过头去，“您对委员会的人选有什么建议?”
“我愿意参加委员会，”日丹诺夫说。
斯大林笑了笑，说：
“您提了一个非常谦逊的建议。”
全都哈哈大笑。
笑完后斯大林说，在座的作家们也应当包括在委员会里。
“兹韦列夫作为财政部长应当参加，”法捷耶夫说。
“没问题，”斯大林说，“他经验丰富。如果你们，”斯大林特别强调“你们”，“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让兹韦列夫参加。还可以加一个人，”他又补充道，“加梅利斯，”他说罢审视地看了我们一眼，“只是他会一下子就把你们吓跑，对吗?”
大家又笑了。
“不管怎么样，他好歹也是个老作家，”日丹诺夫说。
下面我引用1947年记录的最后一部分，只作了一点补充——把当时略去的姓名补上了。
记录的最后一部分：
斯大林在谈话快结束时问：
“你们对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这个作家怎么看?在你们作家圈子里呢?他们对她最近一部长篇小说怎么看?”
“不怎么样，”法捷耶夫回答。
“为什么?”斯大林问。
“认为小说写得不怎么样。”
“你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对她这个作家总的评价如何?”
“二流作家，”法捷耶夫说。
“二流作家?”斯大林问。
“对，二流作家，”法捷耶夫又说了一遍。
斯大林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会。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这一评价令斯大林很失望。但他一点也没有把这表露出来，也未加任何反驳。他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了。
“那就到此为止吧。”
斯大林站起来。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也站了起来。
“再见，”斯大林向我们做了一个致敬的手势，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手势是许多年以前初次参加游行通过红场时——它既像是在敬礼，又像是在招手。
斯大林昨天穿着灰色制服，灰色长裤的裤腿没有塞在靴子里，制服很宽松，后腰上有调节松紧的扣带。斯大林的脸颊瘦多了。交谈时他大部分时间都站着或者在桌边来回踱步。抽的是弯把儿烟斗。顺便说说，他很少抽，把烟斗点着以后深深地抽一口，几分钟之后又点，又抽一口，接着烟斗又熄灭了。但他几乎总把烟斗拿在手里。当他踱步踱到椅子跟前时，有时会用大拇指按住椅背，而用其他手指头敲打着椅子。交谈时他常常面带微笑，但当谈到爱国主义、妄自菲薄这种重要的、他所关心的问题时，神情很快就变得严峻起来，声音里也带着痛苦，在他那一直是平静的声音和语调里，有两三次还突然涌现出一种激情。
1947年5月14日做的会见记录到此就完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斯大林的会见，或者说得准确些，第一次参加的同斯大林的会见。我记得它持续了近3小时。由于记忆力不可能那样完备，无论在记录中还是在我作的补充中都可能漏掉某些细节，但我绝对没有故意漏掉任何东西，我现在觉得，也没有故意忘掉什么东西。
1979年4月4日
简单写几句关于今年3月治丧的日子。记录这件事很难，因为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死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意识之中。也就是说，感情上是这样，当然，这件事情是发生了，我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同时又总不能意识到，斯大林不在了。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忘记，我不能忘记。我觉得，这些天里所有详情细节都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因此很难强制自己记载下来，很难动笔，因为你觉得反正永远不会忘记。但是记忆是骗人的东西。详情细节会流逝，或者以后在记忆里会重新组合，但却不是原来的先后顺序，所以现在要强制自己，无论如何记下哪怕其中某几个细节。
自始就控制着我的最初感觉中，其中之一是执意不愿深究公报的细节，不愿知道和了解它们在医学语言上的含义。判断什么是脉搏、血压、体温以及公报的其他种种细节，判断它们对于一个73岁的人的健康状况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我自己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愿同别人交谈，因为我觉得不能像谈论一个突然患重病的老年人那样谈论斯大林。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这些医学术语，不是斯大林病情的细节，最主要的是另外一点： 他能不能恢复知觉。最使人害怕的是他没有知觉，也就是说，他的意志不能参与同疾病的斗争。我觉得，只要他一恢复知觉，他有那样的意志，他一定能痊愈。
4日晚上，我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同我一样也为一件小事应召而来的其他人，都默默走进房间，默默地脱去外衣，默默地做着叫我们来做的那件事情，大约做了15—20分钟，然后同样默默地离去，没有交谈一句话。
这里我暂时中断当时记录的正文。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在记录中要强调默默地做叫我们来做的这件事。那天晚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莫斯科的、大概还有应召抵达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可能还有其他人士，我不太清楚——陆续应召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秘书处，阅读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公报。现在我想，当时这样做可能有双重的意图。第一，他们想让一定范围的人了解公报原件;第二，这些公报原件可能比报刊上发表的文本要更为详尽。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公报或者比较详细，或者是按钟点发布的，因为，正如我当时记的，既然“做叫我们来做的这件事需要15—20分钟”，这就是说至少要读好几页呢。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1953年3月16日记录的正文：
我始终觉得，这里的一切似乎仍同过去一样： 仍旧是克里姆林宫内沿宫墙的那条路，仍旧是入口处检查证件的那个军官，仍旧是那扇门，仍旧是近几年来我爬过6次的那座楼梯。但是从人们的沉默中，从楼梯的寂静中，从走廊的寂静中——以前也安静，但现在突然显得格外寂静——使人感到，这座房子里发生了不幸。
我沿楼梯而上，穿过走廊，起先走进斯大林秘书处的一个房间，却不是我应去的房间，而是另一个房间，1947年我和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曾一块在这里坐了10分钟，等着斯大林接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
房间里一切照旧，有几张桌子，其中一张安放在房间中央。有个人站起来说：“不，现在在左边，下一个门。”我出来，走到下一个门，走进相邻的房间，我想起来，有两三次在讨论斯大林奖金之前，我们曾坐在这个房间里等着。那时我们坐在这里谈天。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虽然有许多人，却是绝对的鸦雀无声。这是绝对深沉的静默。这种静默暗含着一种感觉： 就在这里某个地方，隔着几个房间，穿过一条走廊，过一个房间，再过一个房间，奄奄一息的斯大林正躺在那边一个套间的病床上。默默静坐在这里的我们，同他相隔充其量不过一截走廊，几个房门。斯大林躺在那里，不能恢复知觉，离我们近在咫尺，就在我们坐的这幢房子里。
这里我要再次中断1953年的记录。现在早已人所共知，斯大林并不是像政府公报中所说的死在他的克里姆林宫住宅里，而是死在城外，他的所谓近郊别墅里。对于第一个政府公报中这种偏离事实的做法，事过多年之后，现在我既不抱怨，也不感到愤怒。那时发表这个公报的人们，大概拥有或自认为拥有必须这样偏离事实的某些从国家立场考虑的道理。我想，如果在脑子里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们的处境，无需特别费力便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道理不外考虑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3月2日斯大林失去知觉，处于临死状态，而在3月5日晚死去，同公报和医疗公报的说法一致;一种情况，假定他3月2日当时立刻死了，在这之后的3天里，他们通过实质上不包含任何痊愈希望的医疗公报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这个事件尽管只发生在斯大林身上，但客观上意味着我国历史上同他的名字密切相连的一个漫长时期的终结。
实在说，即使现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的死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我并不想为探知这个问题而煞费苦心。能够以使我信服的真实性讲述这件事的实在情形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过。我也不强求向理应知道这件事，但又不愿同我谈这个话题的人去打听。也许这样，也许那样，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较之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开端这样的概念，它们都是次要问题。
现在再回到1953年的记录：
3月5日。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即将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后来报纸和电台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在会议开始前约40分钟我便早早地到了，但是大厅里已聚集着一大半参加会议的人，10分钟后人们几乎全到齐了。大概只有两三个人是在开会前不到半小时到场的。这几百个人，几乎全都彼此相识，工作上彼此了解，在多次会见中也都彼此面熟，这几百个人，40分钟里(比我来得更早者则更长)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等待会议开始。并排而坐，挨肩接背，互相看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没有一个人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情。我觉得，在座的人谁都没有说话的愿望。直到开会之前大厅都保持着这样的寂静，如果不是亲自在这寂静中待了40分钟，我永远不会相信300个彼此紧挨着并排而坐的人居然能这样保持沉默。我到死都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静默。
当时我就是这样记的。确实，如果说不是到死，那么到26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有忘记这次的静默。
(裴家勤、李毓榛译)
【赏析】
1979年2月的一天，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躺在苏联某医院的病床上，气息奄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多，决心向国家档案馆递交一部口述回忆录，提供一些他所知道的关于斯大林生前和死后的资料，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以供后来的史学家们参考。这位老者就是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这部口述回忆录就是《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俄文版序言里提到，在作者生命最后几天的录音记录里有这样一句话：“也许可以把我这本书叫做《我所能理解的》。”显然，这部回忆录既有对斯大林的回忆与思考，也是作者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自传。
西蒙诺夫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做过战地记者，曾因其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闻名于苏联国内外，他的长篇卫国战争题材小说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在20世纪深受我国读者喜爱。他也是六次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得主。1938年夏末，年仅23岁的西蒙诺夫跻身于苏联作协。从此，他由一名工人成为享有国家津贴的作家。他在文艺界崭露头角。
20世纪40年代末是西蒙诺夫迅速走红之际，当时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日丹诺夫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的阶段。这与斯大林对文坛的密切关注是分不开的。斯大林对文坛可谓了如指掌，不乏粗暴干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就是最典型的案例。1946年，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称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等作家为反动的“市侩”、“荡妇”、“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论的典型”。阿赫马托娃遭到以日丹诺夫为首的文艺界的迫害，左琴科则备受打击，甚至连小说也不让发表。对于两位作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西蒙诺夫既表示同情，也承认是斯大林对文艺界的粗暴干涉，但是他认为不论是左琴科还是阿赫玛托娃都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这种认识与他当时在苏联文坛所处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十月革命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作家，西蒙诺夫的创作正合斯大林的要求，因此他很快成为文坛红人，并且从1946年开始有机会与斯大林接触。1947年5月13日，对西蒙诺夫而言非同寻常。那天，他首次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当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走进克里姆林宫，走进这个让他胆战心惊又充满好奇的国家元首办公室的时候，他“紧张得不停地喝水”。见到斯大林后，斯大林的笑容又让他激动万分，受宠若惊。作为一个已有很大名气的作家，此刻的他牢牢地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和元首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次会见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此他与法捷耶夫、日丹诺夫一道成为斯大林钦定文学圈的核心人物。之后，他颇得斯大林的赏识，并多次被委以秘密重任，不到40岁就荣升为苏联中央候补委员。
正当他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西蒙诺夫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53年3月4日让西蒙诺夫终生难忘，“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忘记，我不能忘记。”那天晚上，他和其他中央委员们一道应召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同样的宫墙，同样的楼梯，同样的军官，同样的那扇门，只是与几年前他的首次造访相比显得“格外寂静”，这种寂静让人惴惴不安，因为斯大林失去了知觉。很多天以后，西蒙诺夫对这位领袖的逝世在情感上还是难以接受。紧接着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神话，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斯大林光辉形象的另一面。
斯大林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人物之一。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功大于过，有人则认为过大于功。有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人说他是性格暴烈的独裁者。关于他的各种传记不下百部。在这部回忆录里，西蒙诺夫为我们描述了在苏联作协的那些年，斯大林给他留下的印象： 有时态度温和、通情达理、不乏幽默，有时又非常严厉、独断专行、让人难以捉摸。与当时许多对斯大林的过多控诉颇有不同，他对斯大林有更多的肯定，但也批判了他破坏民主原则、实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当然也难免有为斯大林辩护以及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成分。作者的结论是：“应当清醒地估量和考察斯大林活动的不同方面，而不应当把他看成渺小、猥琐的人。” 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记述是真实的。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历史内幕。
《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的主要部分均出于西蒙诺夫当时所作的详细笔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提供了许多关于斯大林的第一手资料。另外，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生动，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为了防止别人篡改，西蒙诺夫在每天的口述内容上面都标明具体的日期，口述从1979年2月23日开始到同年4月9日结束。遗憾的是，作者本来计划重点口述斯大林与战争的关系以及苏共二十大前后的问题，但这些内容未及整理，西蒙诺夫就与世长辞了。
(刘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