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卡夫卡传》采用时间线索和主题交叉的方式，主要从早年求学生涯、职业的选择、订婚风波、宗教思想的发展和最后的岁月等方面，写出了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描绘了作者眼中卡夫卡的人格魅力、独特个性、精神追求和艺术创造成就。整部传记略带评传色彩，自始至终贯穿了作者对于卡夫卡艺术才能和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赞赏，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卡夫卡思想倾向、作品内容、精神内涵的具体分析。
【作品选录】
大学
“话就像手杖那样笔直地从他的嘴里冲出来。”——这是我发现我在日记里记下的卡夫卡的第一句话。卡夫卡用这句话描绘一个什么人——他是谁我早已忘掉了——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没有个完。
在我这段简短的记录里，今天我仍然还能感觉到我对他的举止风度的赞赏和惊异。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平平常常的。不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用他富有想象力的观察和比喻的特殊才能来表达自己。而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带一点勉强、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并具有非常迷人的自然率真。
凡见到卡夫卡的人丝毫看不到他童年时代那种紧张、阴郁的模样，看不到一个内心苦恼或悔悟的人作为解脱压抑而往往容易流露出的那种颓废或势利的痕迹。卡夫卡在《信》中所写的似乎表面上并不存在——或者不如说只是通过暗示揭露出来，接着表现在极其倾心的谈话之中。我只是逐步听到并理解这种巨大的不幸的。乍一看去，卡夫卡是个身体健康的青年，公认是特别沉静，观察力敏锐，性格含蓄的人。他精神上的癖好不在那种病态的有趣的奇异怪诞的方面，而在于自然的崇高伟大，在于能治病的、有益健康的、合理的、为人们牢固确认了的简单的东西。
我一再有这样的经验，仅从他的作品就知道，他的那些赞赏者，他们心目中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他们以为同他相处也一定会予人以一种痛苦的甚至令人绝望的印象。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到愉快。他的丰富的想法，一般以欢快的语调出之。那些想法如果以最低标准称之，是使他成为我所遇见过的一个最有趣的人，尽管他禀性害羞、沉静。他谈得很少，碰到人多的时候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都不说话。可一旦他开口说话，每个人就得立刻听他说，因为他谈的总是富有深意，总是能击中要害。在亲密的谈话中，他的声调有时非常令人震惊地失去控制。他能情绪热烈以至忘情。我们的玩笑和嬉闹没有个完——他爱开怀纵情地大笑，而且懂得怎样让朋友们也都笑起来。不仅如此，如果有谁身陷困境，可以毫不犹豫地依靠他的处世知识、他的机智、他的忠告，极少不是正确的。他是个很爱帮助人的朋友。只有他在独处之时才显得困惑莫解、束手无助——这样一种印象，由于他自我控制的举止，在与他私人接触中是察觉不到的。除非有难得的极端的例子，但是当你阅读他的日记时，无疑这个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实际上，人们从他的作品，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得到的印象，比起那些与他日复一日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所积累的经过矫正增补的印象，完全不同，更加令人沮丧。
这一点正是怂恿我写出这些回忆录的理由之一。在我们这个圈子的记忆之中的生活中的卡夫卡形象，与他的著作并存，要求人们在对他作最后评判时加以考虑。
我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开始，认识了弗兰茨·卡夫卡。那就是说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三年之间，我料想那是早在一九○二年冬季的那一个学期。弗兰茨比我大一岁，正开始读大学二年级。离开中学以后他最初读了整整半个月的化学，接着学了一个学期的德语，然后学法律——这最后一门学科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出于特别喜爱。他原来计划和保罗·基施一起去慕尼黑继续攻读德语，但始终未能实现。他收了一口气选读了法律，因为正是这种学校涉及那最不固定的目标或者是最广泛选择的目标——即当律师，当文职人员——也就是说，最长久地延缓作出决定而并不需要有多大爱好的学校。关于卡夫卡不喜欢学习法律这个题目，他从来企图隐讳。我在他的日记(一九一一年)中发现如下的条目：“在一本旧记事册里有这样一句： 现在已是黄昏，从今天早晨六点钟起一直在学习，我注意到我的左手把我右手的手指同情地握了几分钟。”
在《信》中，他也把他的职业选择与他被父亲击败的感情“这件主要事情”联系起来。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后期的解释。但其核心，我们青年时代的迷迷糊糊和漫无目标的状况，在解释的支柱后面，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清楚地看到。他写道：“对我来说，我知道并没有真正的选择职业的自由： 跟主要之点相比，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就像我在中学里读的那些课程那样，因此唯一的事情是找一个职业能给予这种无关紧要的心情以最宽广的活动范围，而不致太多地伤害我的虚荣心。所以，学法律是明摆着的事。我的虚荣和毫无意义的乐观主义企图表示软弱无力的反对，像我十四天的学习化学，像我读了半年的德语，只是起了加强我的基本信心的作用。所以，我读了法律。这意味着在考试前的几个月，心理上我只以锯屑为食物。这大大地耗尽了我的精力。在我以前，锯屑也早已给成千上万的下巴啃嚼过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正对我的口味。正如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学校教育以及后来我的公务员生涯也是如此，因为这一切都适合我的地位。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现出了异常的预见能力。在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时，对我的教育和职业早就有了非常清楚的预感。我并不指望能在这方面得到解救，我早已抛弃了任何一切希望了。”
实际上，事态是这样的： 我们两人都感到我们自己真正被创造性的艺术吸引住了，但我们还没有承认。再者，我们对艺术怀抱的关注太高了，以至不能考虑把它与包含在“维持生活”的文字和观念中的一切卑贱的东西联系起来——此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引导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为我们指引道路，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路的话。我们毫无引导，以至对我们两人来说，那种认为除了我们厌恶的学习之外还有别的出路的想法，从来没有认真出现过。在我更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卡夫卡倒确实还有一点模糊的想法，在他后期的生活中重新提起过——如一个人“应该离开布拉格，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云云。
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是“德语学生读书与演讲堂”——当时是在斐迪南街，现在是纳罗德尼的俱乐部聚会室。凡是准许在布拉格——以及在外省许多地方——一所德语中学入学的学生，都是这个庞大的学生联合会的当然会员，除非他是个反犹太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是个公开声称反犹太主张的犹太人(我本人很久以后，直到十多年以后才信奉犹太复国主义)。这个“会堂”属于日耳曼自由党。诚然，我们不戴任何制帽，但是我们戴黑的、红的和金色的上面印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日子的缎带。可是对于这次革命的记忆是如此冷淡，它渐渐消失，再也不会在地平线上升起了。这个“会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会堂委员会。在这委员会和会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情绪，事实上不时演成一种“战斗”，而这种战斗总是一成不变地以会员一方的崩溃性的彻底失败作为终结。因为举行大会时总要出现“派别”、团体、社团。他们戴着各种颜色的臂章，他们与委员会只有一种极为松弛的隶属关系，而且对于俱乐部的生活如何从不去麻烦他们的头头。逢到投票选举，他们全体到会，一致投委员会提出的名单的选票——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厌恶，每次选举我们都感到新鲜。但是这种投票机器是按照委员会的大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的预先设想的计划分毫不差地运作的。他们从不参加辩论，而对那些被人瞧不起的“苍头燕雀”——也就是说一些不戴任何徽章的人对委员会提出的控诉，不管那控诉多么有理，他们都不感兴趣。而只要能通过他们能干的头领们的嘴把他们的不可更改的愿望提出来，他们就心满意足。于是委员会就稳如磐石地始终占据着自己的席位。
弗兰茨对这种幼稚的野心勃勃的把戏不感兴趣，直到后来那些年，我才第一次听到他提到他甚至是布鲁诺·卡夫卡的亲属——这是伴随着他对这个人的能力的称道而提及的。可就是这次谈话才使我们成为朋友。反抗俱乐部委员会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文学和艺术小组”，它在某些方面是独立的，只是在财务问题上有赖于委员会的表决——为此，导致特别激烈的争吵。比如我记得委员会曾拒绝批准一笔费用，或者无论如何不同意我们为了邀请戴特勒夫·冯·列利恩克隆来布拉格讲学的一笔很高的费用。由于反对委员会及其各球类委员会和它们的“获胜者们”，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不管是对还是错，自以为是时代精神的旗手。小组在它自己的圈子里定期举行辩论会和宣读论文。有一次我从学校直接去参加这样的晚间集会，我第一次在会上宣读论文“叔本华和尼采”，引起了一些轰动。当时我作为叔本华的激烈的狂热的追随者，我认为这位我崇拜的哲学家的信条中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矛盾之处，算不上什么离经叛道。而我对尼采则说得非常简单而且很坏，把他说成是个“骗子”(顺便说起，直到今天，我仍旧对尼采怀有反感，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保留)。
宣读论文以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送我回家。过去每逢“小组”开会他都出席，但迄至此时我们互相几乎很少注意。实际上要注意他也是困难的，因为他难得开口，也因为他的外表首先非常谦逊——甚至他的雅致的服装(大都是深蓝色的)也像他本人那样不引人注目而且含蓄。但那天晚上我身上似乎有什么吸引了他，他比往常爱说话。可是在他送我回家途中，那一连串的交谈是从他对我极其粗鲁的表达方式表示强烈反对开始的。从那以后，我们继续谈到我们喜爱的作家，互相卫护自己的作家，我对迈林克特别热情。在学校里，我模仿古典作家而拒绝一切“现代”的东西。但在高年级的一年里我又转了回来，这一次是处于“大动荡”的心情之中。我欢迎一切罕见的、放纵的、无耻的、玩世不恭的、极端的和讽刺挖苦的东西。卡夫卡平静而智慧地反对我。他没有时间去读迈林克。唔，我曾给他背诵了一段“紫色的章节”。那是从迈林克的《紫色的死亡》中选出的一段，其中把蝴蝶同翻开的魔幻的大书作比较。卡夫卡却嗤之以鼻。他认为此类事情过于牵强附会，太过强求了。暗示的东西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设计的，过于依持理智，人为地构想出来的东西，他都拒绝——尽管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这类标签。在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歌德所说的“大自然的轻柔的低语声”，他在别的作家的作品中希望听到的也正是这种声音。作为一种与此“低语声”稍有差异的例子——他本人所喜爱的东西——卡夫卡引用了霍甫曼塔尔的作品“厅堂里潮湿的旗帜的气息”中的一节。他背诵了以后，很长一会儿他默默无语，似乎这种隐藏的不大可能的事物即“气息”必须由它本身来诉说。这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在那条大街上那座房子前面谈话的情景。可能会有一些人想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一种与那些“描写生活的黑暗的一面”的作家如爱伦坡、库宾和波德莱尔的近似之处。他们如果听到我的朋友指导我写作要简练、感情要自然，准会感到惊奇。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他逐渐地把我从混乱和腐烂的思想状态(膨胀着孩子气的骄傲和一种完全虚伪的自负的、玩腻了的做作的神态)中引导出来。
绝对真实是他的性格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他的难以想象的精确的认真态度。conscientia serupulosa这种特点表现在一切涉及道德性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他决不忽视由此发生的任何微小的不公正的阴影。在关于犹太教法典的辩论中，人们一开始就被提醒这一点。辩论中推理的方法也被冲淡了，然而那时他还不了解犹太教法典，直到后来很晚的时期他才了解。他很多作品显示出这种特点，例如，《追赶者》中讨论一个人夜里在另一个人后面跑而不是追他的可能性。或者《审判》中那个伟大的场景，其中对“在法律面前”的那个传奇故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作了讨论。
弗兰茨自己也有不能克服顾忌的时候，他怕自己做了这个、那个或者其他的错事。相反，对每个决定，特别是涉及婚姻的决定，表示钦佩，简直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勇敢的、优秀的骑手，游泳者和划桨手。所以，他的谨慎绝非来自怯懦而是由不同寻常的责任感发展而来。记得有一次在意大利向土耳其(的黎波里)宣战的消息发表后不久，我同他一起在夜晚出游。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异常不安。休息之际，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军舰正在未设防的沿海口岸前面占领阵地了。”他说着脸上流露出那样痛苦的笑容!在他看来同时代人的状况似乎是无望的、危急的。然而人们不能因为这一切深沉的悲观主义，就忽略他对任何健康的新生的事物所表现的喜悦，即对各种各样的改革，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法、蒙台梭利教育法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对颓废派悲伤一类的作家们，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丝毫不感兴趣。对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正是那种简单而积极的生活方式。他喜爱的作品中有施蒂夫特的《小阳春》和黑贝尔的《小宝盒》。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绝望和强烈要求的罕见的混合，这种混合在他的身上两者并不相悖，而只是引起无休止的复杂的幻想。
他的谨慎细致在艺术上的表现则是他在描绘事物中对细节的专注。你能在他每一本作品中看到。他喜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写了一部很长的描述性的长篇小说，有详细的细节描绘，叫《千种欢乐》——弗兰茨和我有时也把它叫做《快乐的人们》。每次我完成一章，就把这新写的一章读给他听，他总是感到极大的快活，并且怂恿我继续写下去(一九○九年)。我完成了这部小说，但我从来没有在一家杂志上发表过一章以上的篇幅。《在书籍的陶醉之下》是一篇对大学图书馆的描述——卡夫卡表示强烈反对，最后这部小说在我看来似乎太可怕了。卡夫卡偏爱详尽，偏爱广泛的描述，这种偏爱也具有特色地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遇到约会他常常迟到，不是出于不守时，而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之前恰恰而且绝对地需要处理好一件别的事情才能离开。没有不重要的事情，没有他会“坐视不管”的事。他处理一件东西或者一项平常的工作，同对待一个人一样公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人们总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其中绝无庸俗或“粗俗”之处。据说圣人和宗教的创始者影响人们是相似的——而与卡夫卡的相处使我确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经验之谈。神圣的范畴(不真正是文学的类型)，是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唯一能够据以观察的正确范畴。我这样说，但我无意暗示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即使就他自己的意识而言——那将是彻头彻尾的虚假的提法，更不用说是一种不公正的说法了。但是从许多标志看，即使要求观察者本人持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这个论点——即弗兰茨·卡夫卡正在成长为一个圣人的道路上。对于他那迷人的害羞和含蓄——那害羞和含蓄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但又非常自然——以及对于他那使人惊愕的严厉的自我批评的解释，实际应该是这样看，这主要在于他不以平常标准衡量自己，而纯然要求自己达到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之所以不愿出版自己作品的多种动机中间的一个。
一个把他置于圣者的范畴之内的特点是他的绝对忠实。他相信一个正直的世界，他相信他在许多他写的箴言中说到的“毁灭不了”的东西。我们永远太软弱，因而认识不了这个真实的世界。然而它在那里。真理到处可见，它在我们称之为“现实”的网络中闪耀着。这说明了卡夫卡对这个现实的每个细节、每条皱纹都感到深深的兴趣。日记里可以发现有整页整页的记录。例如在火车里坐在他对面的人们，那些漠不关心的人的外表、面貌，等等。与这种兴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弥漫着的讥讽。即使在卡夫卡作品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在流放地》、《审判》第五章“鞭打者”)也处于一种幽默的古怪的微光之中，一种调查研究者的兴趣和亲切的讥讽。这种幽默，是卡夫卡作品(也是他的生活态度)的基本的组成部分。透过现实的网络，暗示那来世的神圣的存在。他对这种存在的信仰从不用俗套话，从不笨拙地求助于感情，而是由这个信仰本身表现在他一切的行动之中。这致使他在内心弄清楚自己(尽管他喜欢以扑朔迷离的画图介绍自己和别人)，致使他在自己的周围散发出一种我在其他地方难得感觉到的像他这样的奇妙的确实无疑的辉光。
卡夫卡在他接触的每一样事物中都要寻找那重要的东西，寻找那来自这个真实的世界的东西。这就是何以他是最好的倾听者、最好的提问者、最好的读者和评论者的原因。所有那种侈谈什么“标准”、“文学特点”、“等级超群”的谈论，与他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不论何种情况，他总是抓本质的东西。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的措词能使他忘乎所以，他会热情洋溢地长篇大论地叙说某个被人们鄙夷为“低级”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中的经历丰富的一生，以及对生活中的戏剧的明察。我记得我们一起住在舍尔森的施迪德尔寄宿舍的时候，他从寄宿舍的图书馆里拿来一部奥内特的小说，兴致勃勃地给我读了一段——一段对话——他赞赏作者写得生动而且自然。一部音乐喜剧的零星段落，或者一部或多或少取得一定成功，并且似乎出于一般奇迹、具有独特的结构形式(缪斯把这位可怜的作者的笔扔到一边，她自己动手写了几行)的传统电影，能使他感动得掉下眼泪。他是个完全独立的探索者，丝毫没有被文学史的感觉迟钝的分类所束缚的观念。
他对人和情况作出判断也完全这样。他既没有一种与传统见解苟同的偏见，也没有那种原则上喜欢与传统见解对着干的偏见。他最令人欣快的是他不似非而是——事实上他是反对似非而是的悖论。他的判断具有某种本质的简练、自然和明显。它是从容而又坚定，虽说他判断时极其小心，但随时甚至热烈地准备认识错误。
在那些被世人一般认为可以鄙视的人身上，他也能看到值得钦佩的纯真的品质。他从来没有——你可以这样说——对任何人失去耐心。而在伟人身上，他本人自然表示赞赏，他能发现那些荒唐可笑的特点。但是在他强调这类好笑的细节时，丝毫没有以此作为嘲笑的意思，相反是一种无声的眼泪和遗憾，或者是对一些非我们尘世所能理解的不可思议事物的承认。在我作为他的亲密朋友的整个二十二年里，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爱始终不变。至于有些作家如黑贝尔和格里尔帕泽，卡夫卡却喜爱他们的日记胜于他们的作品——或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从未听他对大师名家说过不尊敬的话。从未听他用吓唬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如今非常流行的，其中含有一种无礼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隐含嘲笑一位作家的“青年时期”和他的“幼稚”的意味。在这方面，人们有理由说，卡夫卡对于在人们中间存在着等级的差别具有非常清楚的概念。只是他也知道神圣的——也有恶魔般的——火花多么容易越过这些按照等级形成的分类。由于他为自己简化这幅世情画图显得过于认真了，所以他怀着一种对知识的热心注视着这种“超越”，而这种求知的热心人们只能描述为热狂。
(汤永宽译)
【赏析】
以卡夫卡为传主的中外传记作品很多，比较分析之下，人们大多会承认，布罗德的这一本虽说不是最好的，却无疑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它初版于1937年，是最早出现的卡夫卡传记作品;其次，这部传记的作者与卡夫卡关系极为密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他传记作者不可能具有的特殊个人资料，即与卡夫卡的多年交往和友谊。不过，布罗德特殊的地位也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恰恰是因为布罗德与卡夫卡是同时代人，两人关系极为密切，并且布罗德对卡夫卡自始至终满怀崇拜之情，他才没有能够与传主拉开足够的距离，才没有能够更加冷静和客观地评价和分析传主生活中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事件(如三次解除婚约)和与父亲的关系等问题。总之，这部传记的成与败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作者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也是阅读该传记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布罗德的《卡夫卡传》令读者最为感动的就是关于他们俩在大学生活阶段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充满感情的叙述。它描述的是卡夫卡青年时代的生活细节，包括他的谈话风格、待人接物的气质和对待生活的态度等。这些细节生动而形象地传达出一个活泼而深沉的文学青年的现实生活外观，它似乎与大多数读者根据其作品所想象出来的那个“忧郁、低沉、压抑、痛苦、绝望”的卡夫卡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一点应该是布罗德这部传记最重要的贡献，它提示人们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卡夫卡，并且明确地告诉读者： 卡夫卡并不能等同于他笔下的“K”或“约瑟夫·K”，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个体存在，无法用任何概括化的文字简单地加以标记。
20世纪以来，卡夫卡已经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一个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形成也是起始于布罗德。通观布罗德的《卡夫卡传》，人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传主的崇拜之情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发源于他们之间友谊的初始阶段。这也就是说，布罗德在结识了卡夫卡之后不久，就为对方的才气所折服，他不仅在日记中记录下卡夫卡的言辞，还把卡夫卡写给他的一些小字条一直如获至宝地保存起来。对于布罗德来说，卡夫卡每一个随意的只言片语都是“完美无缺的”，都展现了“天才”的风采。布罗德对卡夫卡的这种“仰望”姿态也是他的文字不够冷静和客观的原因之一。
布罗德在传记中准确地抓住了卡夫卡一生中关键的几个问题，并且在行文中以主题的方式将它们凸现了出来： 职业问题、婚姻问题和信仰问题。虽然布罗德因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局限性，没有能够更加准确和深入地分析上述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对它们大多做出了颇有偏见的、误导性阐释)，但是提出这些问题并特别加以强调，这一行动本身也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布罗德本人在所谓的“卡夫卡学”这一喧嚣而混乱的领域里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这部《卡夫卡传》以及其他论述卡夫卡作品的文字(如整理出版卡夫卡作品时写的一些前言等)，对后世的众多评论者产生了巨大的引导性作用。正是在布罗德的误导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宗教性”的和“犹太民族主义”的，这无疑是对卡夫卡最大的误解。情况之所以如此，原因倒是非常简单，因为布罗德本人不仅具有虔诚的宗教思想而且还是一名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在宗教和犹太民族问题上，布罗德与卡夫卡在生前就发生过思想上的冲突并因此而短暂地影响到两人的友谊。关于这一点布罗德在文中也有所披露。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布罗德坚持从宗教和犹太问题等角度去分析和阐述卡夫卡的作品，当然作为一名读者，布罗德的确也是有理由这么做的，因为他出于个人的知识和信仰，从卡夫卡的那些谜语一般的文本中所看到的正是这些问题。至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布罗德的卡夫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个人眼中的卡夫卡，在阐述卡夫卡本人的真实形象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最亲密的朋友其实并没有特殊的权威性。
此外，布罗德对卡夫卡的误解还出于一个大多数读者所共同具有的误解： 即往往对卡夫卡笔下的文字做出字面上的解释，把他的寓言视为纪实(这与布罗德在传记中从宗教的角度所强调的“象征”意义具有同等的误解性)。例如，布罗德特别声明《审判》和《在流放地》这两个文本写于卡夫卡与费丽丝小姐的订婚取消之后，暗示这两个文本与卡夫卡本人生活中的这一特殊事件具有互文关系，甚至把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与费丽丝直接联系起来(这似乎也是布罗德阐述卡夫卡文本的一个基本的角度，他在行文中往往不知不觉地把卡夫卡本人的生活和他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及其经历混淆，把“K”或“约瑟夫·K”等同于卡夫卡)。
总之，布罗德的《卡夫卡传》是一部独特的传记作品。虽然它不能如中文版的介绍文字所宣布的那样：“由于作者的亲历者、第一者的身份”而成为关于卡夫卡其人其文的“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说明”，但是它的确在阐述卡夫卡的生平和创作方面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昂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