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奈保尔家书》是奈保尔家的三位成员(当时尚在英国求学的维迪亚与身在特立尼达的父亲西帕萨德和在印度念书的姐姐卡姆拉)跨越三地往来的通信集，主要反映了维迪亚·奈保尔从1949年9月获得奖学金准备离开特立尼达，到1957年他第一部小说受到好评为止的一段人生经历。这是奈保尔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这本家书展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演变过程。同时，这本通信集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在困境下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的见证，尤其是父亲西帕萨德，尽管艰难地担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却仍然以积极乐观的精神鼓励、指导儿子进行文学创作，而他自己对写作事业的执著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品选录】
印度巴拿勒斯
巴拿勒斯印度大学女生公寓
卡姆拉·奈保尔小姐收
1949年11月24日
特立尼达
我的亲人：
我要你向我保证一件事。我要你保证，关于你在印度的生活，你会以日记的形式，写一本书。尽量多待——至少六个月——研究各种情况，分析印度的特点。不要写得太悲苦，尽量幽默些。把你的手稿分批寄给我。我会进行加工。经人介绍——我正在结识很多人——包括牛津大学的帕吉特。爸可以把我托付给罗丁，罗丁是英国《每日快报》的明星作家。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你的书将大获成功。甚至现在我都能看到这一点——《我的印度之旅： 卡姆拉·奈保尔六个月的不快乐的记录》。
不要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悲观。我无法想象，一个像你这样喜欢笑的女孩怎么会看不到整件事情中快乐而愚蠢的方面。如果你继续对什么事都忧心忡忡，那你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只剩下悲伤。
但是，让咱们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一下你的情况——我已经偿还了一百五十元，到12月，还将还掉二百元。不错吧?如果你承受不了——就告诉在伦敦的舅舅。你要弄明白，他是否会继续提供帮助。我相信，你跟鲁丝保持着联系。如果他说不再提供，那咱们就再想想办法。你在银行里有多少钱?
该死的政府把补助给到你手里了吗?
我待在特立尼达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只剩下九个月了。然后，我相信，我将离去，永远不再回来。我相信，从心里来说，我真的是个浪子。理智主义只是时兴的懒惰而已。正是因此，我觉得，我既不会取得莫大的成功，也不会落得一败涂地。但我要为一切做好准备。我想过我所想望的生活，我想让自己满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将在自己的书中详细阐述的哲学完全是肤浅的。我渴望看到生活中有什么事发生。你不能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情绪而逃避生活。我觉得，在这个可喜可悲的世界上，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发现，要按照自己的座右铭生活，是很难的。“我们必须吃苦，”我说，“我们必须漠视这个垂死世界的痛苦的尖叫。”可我做不到。苦难是如此之多——多得让人无法承受。苦难——这是生活的一道兴奋剂，像夜晚一样自然。它使我们对幸福的享受变得更加强烈。
请来信告诉我，你有多悲伤。
我要你帮我强调一点。我的论点是： 世界正在死去——今天的亚洲只是一种久已死亡的文化的原始表现，欧洲已经被物质环境打入了原始主义，美洲是一个早产儿。看看印度的音乐吧。它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已经变成了娱乐。印度的绘画和雕塑已经不复存在。我要你寻找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个业已死亡的国家仍然带着它黄金时代的纪念碑运行着。
我的亲人，别哭啊。
爱你的弟弟维多
(我现在寄的这封信是昨天晚上我在飞机场写的，你对我的新鲜经历可能会感同身受吧。)
1950年10月22日
家中
亲爱的维多：
我的打字机坏了，键打不到纸的顶端。因此，只好像现在这样把纸折叠起来。
你的信写得很自如，也很吸引人。假如你能来信谈谈牛津的人和事——尤其是人，那我可以把信编成一本书： 《父子通信集》或《我的牛津信札》。你觉得怎么样?在这方面，只在这方面，卡姆拉似乎做不了。
你能做这事，我相信你。如果你能把这种自如的特质带进你所写的任何文字里，那么你所写的一切都将闪耀火花。我相信，一个人在用笔表达思想时，这种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无忧无虑的心态，还要归因于作者不让自己承担太宏大的有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知道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曾经在我身上出现过。每当我让自己变得过于焦虑，渴望去讨好写信的对象或潜在对象时，我一般都会失去平衡、把一切都弄得乱糟糟的。我开始不再那么多地关注我想要说的话，而是关注那些最能讨好我写信的对象的话。结果这信必然会变成某种虚饰。不要刻意地去讨好任何人，除了你自己。只需注意好好地把你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要炫示。有了绝对的、勇敢的诚实——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因为你将成为你自己。许多人会非常怀疑这一点;不过，他们越是怀疑，我们越是要把这种心态带到自己的实践之中，甚至在为大众媒体写作时，也有这个必要。你必须做你自己，必须诚实。你必须做好准备，只说你不得不说的话，而且要说清楚。有时，为了说清楚，你不得不疏忽某条语法规则，那就疏忽吧。如果是为了悦耳的缘故，你必须用一个长单词，那就用吧。我的老天爷!你觉得，文学的沸点会降低到什么程度?要写肚子里的，而不是面子上的东西。大多数人写的是面子上的。假如一个半文盲的罪犯以惯常的方式给他的情人写长信，那么，一般来说，像他那种人所写的多数信件都会是那种样子。假如这个罪犯在临刑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写这么一封信，那么，他写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正是因此，班扬的《天路历程》才是伟大的。正是因此，甘地写的东西也是伟大的。
是啊!我是个矛盾体。但是，我想，我有很好的同道。据说，培根的“性格在道德上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人们可能会凭着相应的事实真相，说他是个腐败分子。不过，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是： 培根的智力“是最最强大而透彻的，胜过有史以来的所有人”。否则，麦考莱又是在夸大其辞。再来看看哥尔德斯密斯，“他像天使一样写作，像可怜的鹦哥一样说话”。还有鲍斯威尔，他曾受到他所追随的伙伴的嘲笑;但他后来为那位伙伴写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记，以此来文饰那位伙伴。在我看来，要紧的不是这些家伙外表的样子，而是他们可以随时召唤来的另一个自我，以及他们能够把自己放入其中的心态——那种心态决定了他们写作的方法和内容。穆罕默德在出神状态中传授《可兰经》——我不认为他真的处于出神状态——但也不在清醒状态。又是心态。在某一瞬间，人可以让自己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任何一种样子。怪不得威廉·詹姆斯说人有许多个自我。可能他说得对。我觉得，他是对的。你可能叫喊着要为你的作家自我服务，或者，服务于你的从政人员自我，或者是阴谋家自我，或者是诗人自我，或者是神秘家自我，或者是圣人自我。在我看来，就是如此，矛盾吗?如果你拥有一种健全的人格，如果你在心理上完全断了奶，那么，你就不会有矛盾。但是，不要把所有这一切跟病态心理混为一谈;现代心理学家把病态心理称为偏执狂的反应，偏执狂有他们自己荒谬的逻辑——特立尼达的詹姆斯·斯沃宓·达亚南德·马哈拉耶——曾经是市议员，现在是一名王爷(Rajah)——在女王大街阅兵时，他身披绶带，手持节杖(一把很小的短剑)，坚信自己是某国的国王!
要知道，你应该读点心理学。不要对这些读物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他们构成了一个人的部分教育。一本好书对你来说将是……哦，你绝对不要介意。
非常抱歉的是，你妈刚刚从萨尔卡尔那儿弄明白，按照海关的规定，邮寄诸如香烟这样的物品是极为困难的。据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会向更多的人咨询，因为，在我看来，事情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把那篇关于拉马丁的故事寄给了你。看看你是否能把它投给哪家刊物。如果需要删节，那你就删吧。试试《星期天编年史》或《星期天快报》或《雷诺德新闻报》。如果你能成功地把它卖掉，钱你就自己留着吧。
我本来可以说得更多，但我想，我说得够多的了。给我写几封长信——谈谈某些人物吧。如果这些信变得太长，没法用航空的方式寄，那就走海路吧。
今天是霍塞节。除了我，家里人都看热闹去了。不过，我从楼上看了一下;当坟墓复制件经过市场交易所时，我跑过去，对着霍塞和月亮拍了两张快照。
在特立尼达，我收集了一系列关于水稻生长的图片——我把它们放大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朝一日，我可能会用到它们。在当地，它们已经被用过。
别忘了把纳拉衍的小说——《萨姆帕斯先生》——寄给我，另外，《作家艺术家年鉴》对我也将是一部非常有用的指南。
在这儿，我曾经跟一个叫巴尔克尔的英国人谈过一次话;当我们谈到在英国和美国为小说寻找买主时，我们感到很是气馁。他是《卫报》的晚间新闻版面的编辑，曾在英国和印度的报界工作过。我想，他是《每日电讯报》(伦敦)的记者。他给美国的杂志写过一些文章，而且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
你的感冒怎么样了?病情发作过吗?要让我们知道。
这里的人和事都挺好。大家都爱你，爸。
1950年10月27日
在此我还要加点附言。迟复为歉。今天晚上，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你的来信。我已经知道如何凭纸张的颜色来辨别出你的信件。有时，在我的信中，你会发现，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假如你发现我说的是虚妄之言，那么，你就像忘掉陈词滥调一样地忘了吧。一个人在写作时必然是有话要说;不过，假如一个人只是在自认为说的都是正确的话的时候才写作，那他就会很少动笔。
我真的希望，你能再次见到拉达克里希南。为了引起这样的人物的注意，为了得到见面的莫大好处，被“拒绝”一两次，是很小的代价。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最好的做法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你的立场。为了能跟他说上话，你可以说：“家父一直视您为现代印度最伟大人物之一。他常说，在阅读您的大作《印度之心》时，他才真正理解了印度教。”正如他们说的，你会打破坚冰。要保持联系，维迪亚，一直保持联系。让我说下去。假定你跟这位大学者进行了一番非常友好的闲聊，你可以写封信给我描述一下你对这事的体验——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写封长信。如果能读到那样一封信，我将感到荣幸，我还会把它跟你的其他来信一起保存起来。每周给我写封信，说说你见到的人，告诉我你们谈话的内容、他们谈话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你已经写来了一大批信，多得连你自己都会感到惊讶。咱们就这样干吧。这种做法很简单，也很好;因为你所表达的思想是自由的、轻松的而且是自发的——这些珍贵的特性将成为优秀作品的脊梁骨。假定你留着我的信，而我也留着你的，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两本书出现，而不是一本。谁知道呢!
因此，我的信不会只是一味地训诫，而且还是对这些地方的人和事的描写。如卡姆拉、巴格瓦特经、卡里普索歌、香勾舞，如跟巴布拉尔或拉普切闲聊。要坚持你的原则，保持你的本色，家里一切都好。
1951年9月30日
牛津·大学学院
亲爱的卡姆拉：
嗨，我回到牛津了。还没开学，周围一个朋友都没有，我真的是形影相吊。我不知道，是否许多人都像我在去年那样孤独，事实上，自从我懂事以来，在大部分年岁里我都有孤独感。关键是，我发现——人们，尤其是牛津的那些年轻而风流的花花公子——都乏善可陈，跟他们一起聊天，寡然无趣。在这个地方，我显得年龄太大了。在牛津，所有的男生都在玩他们的青春。这是最最让人沮丧的。我真的希望，你没有像我这样孤单。
我在为这个学期的功课艰难地做着准备。你可能知道，整个上学期，我都虚度了。按照惯例，我应该写八篇文章，但我只写了两篇。不过，我有许多正当的借口——眼疾、哮喘等诸如此类的情况。
假如我的打字机好使的话，我会把另一个故事打出来寄给英国广播公司。我已经让他们播出了两个，还真需要让他们播出第三个，从而能得到一笔稿费。本月20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我写了我的长篇小说的“尾声”;在过去的十六个月里，我已经把有关内容透露了出去。唉，总算结束了。多大的解脱啊!阿西莫里安博物馆的那个人已经看到这部作品，而且已经读了三分之二，那是我在去巴黎之前寄给他的。他对小说很满意，认为它可读性强、好玩，而且“写得棒极了”。坦率地说，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明天，我会跟他一起喝茶，会听取他读一整部小说的看法。他的一位好友似乎是瑟克尔和瓦伯格出版公司的负责人——颇有名望。他已经启动了对我的作品的“印行事宜”。但愿我能有好运。如果这部作品能让我挣到一笔钱，送给爸妈，那我会非常高兴。
我怕自己已成作家了。我写得越多，就越想写，而我并未从中得到享受。你瞧，一些人物形象开始在我心中活跃起来，其中一个已经让我有两三个晚上睡不好觉了。就让她生长吧，我现在不会把她从我脑袋里扔出去。有她跟我在一起，我不会忧虑。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如同你在吃了蛋白之后再去吃蛋黄——或者，你把一块肉的最好部分留在最后一口吃——或者把你最好的牌留在最后出。我说明白了吗?应该是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做的事情会让自己想起爸的所作所为。我抽烟的方式，我的坐姿，我拍打自己没有刮胡子的下巴的样子，有时我会像他那样坐得笔直，像他那样花起钱来既不实际又很愚蠢。我怕爸是不喜欢这样的，因为，他目前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对自己了解越多，对他的了解也会越深入。千万不要失去对妈的爱，她配得上我们所能给予她的一切。我们不应该让她失望，她是那种默默忍受的人，可怜的亲人啊!我爱她。可是，是谁塑造了我的生活、我的观念和趣味?是爸。
现在，你必须有所行动。我希望你不要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我想，你不会。我也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或失望。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叫喊着暗自许诺，要每天写一千字。“你瞧，”我告诉自己，“你只能再活一年。你得了癌症。要每天写一千字。因为，每写一千字，就可以得到一千英镑。”
1952年9月28日
牛津·大学学院
亲爱的爸：
我是在大约六天前收到您的来信的，我必须要感谢您对我的叮嘱。我并不想令您伤心，可是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回到特立尼达，就是说，那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我待的地方，尽管我盼望着能天天见到您和家里的人。但是特立尼达，这个您也知道，其实什么也给不了我。
我写信的真正目的是想谈谈我将来的打算，您听到这件事应该会感到振奋的。您知道，我确实承受过痛苦，很长时间处于一种反常的精神状态之中。我沮丧消沉，异常苦闷，已经看过两次心理医生，当然现在并不需要这么做了。头一次和医生的交流纯属泛泛而谈，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第二次快谈完的时候，医生发现了我的症结所在。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对于牛津，还有我自己的失望心理在作祟。我过去一直把自己当一个失败者来看待;而且从来也不愿意承认这种畏惧感的存在。于是这种害怕失败的感觉就会走向荒谬境地，演变为难以言说的恐惧情绪，这种情绪也可能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我突然间感到背负在身上的千斤重担被移走了。现在，当我重新审视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身心健康，就读于名牌大学，正在为考试进行历时一年的复习准备，而且再一次满怀雄心壮志。我不再踽踽独行，浑然不觉地往返于餐厅之间，吃了一顿又一顿。我此时的精神状态已经焕然一新，哪怕是遇到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显得那么新奇。
当然了，至少在两年之内我并不打算结婚。
代我问妈好。
维多
(电报)
电讯和电报(西印度)有限公司
1953年10月10日
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一切就此终结/我对他感激不尽/振作起来/我爱你们/相信我维多
1954年5月3日
牛津·大学学院
我最亲爱的妈：
如果您认为我不愿意回家，并且打算把家乡的每一个人统统忘掉，那您真是冤枉我了。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事能比回家更让我快乐。我肯定会在这个夏天回家，但是我还不能定下确切日期。也许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乃至三个月后也说不定。
实际的情况是： 我不想强迫自己适应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我想，假如我不得不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我肯定会被憋死的。那个地方过于狭小，社会上的种种观念全然不对，那里的居民更是卑微狭隘，目光短浅。除此以外，对我而言，那里可供施展的空间极其有限。理想的状况是，我首先应该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把工作问题解决，然后再回家度假——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请您务必理解，在特立尼达谋求工作(于我)毫无益处。总之，如果能回家歇六个月假，那可真是一桩美事。我想说，除了回家，没有什么事能给我带来欣喜若狂的感觉。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六个月内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回您明白了吧?在英国花上两个来月的时间找一份工作，要比回家享受安乐对我更有好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您只管放心好了，今年我一定回特立尼达看您。
您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英国。这是一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我当然不愿意留在这里。在这个国家苦熬度日只会令我徒增反感，这种感觉同我对特立尼达的畏惧一样强烈。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目前的处境，您也不要胡思乱想，以为这是您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我想的不是特立尼达，而是您。每当在睡梦中浮现出您的影子，我就盼着能立刻回到您的身边。有时候我甚至异想天开——要是一觉醒来，能奇迹般地出现在内保尔街，那该有多好啊。另外，由于我这里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可说，所以写家信反而令我更加痛苦。假如我能把所有想家的意念在精神层面上传递给您，那么我确信您一定会把我看做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人。
现在离我告别牛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就要抛弃我所有的英国朋友和熟人，我会用自己余生来忘却一切，忘却我曾来牛津求学，无奈记忆犹存，恐难忘却。从很多方面来说，牛津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尔虞我诈之地。在这里，你会忘记外面的世界，忘记外面的众生甚至比“牛津精英”们还要愚蠢，还要粗鄙;你会忘掉很多重大的事件，直至你冲出樊笼，被周遭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我还算幸运，1952年还在为神经焦虑症所累，到了1953年已经时刻准备迎接挑战了。而且我过得很惬意，这是因为，依我目前的处境，能够做到的只有让心情惬意。过去我得病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 我要集毕生之力重新找回我内心的宁静与祥和，从而让我的心智再度康复。但是除了两年牛津的求学生涯，我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现在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虽然，精神好也有其危险的一面;您知道吗，我现在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一百四十七磅，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是怎么把体重活生生增加了十五磅的?所以说您根本不用为我操心。一旦发生不测，我会当机立断，大吼一声，谅必不会吃亏。尽管相信我好了。
萨蒂从巴巴多斯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她好像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我真为她感到高兴。请您把我的忠告带给她： 生两个孩子足矣，切勿超过三个。
我依次想到了家里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当然，卡姆拉同我的关系最为亲近。我还想到了米拉那张有趣的脸和逗人的嘴巴，萨薇那声震四方的歌喉，还有快乐无忧，酷似中国人的小奈保尔施万。我还不知道家里的最后一个女孩儿长什么样，不过我很快就会见到她的。我不知道施万是否还记得起我。当然，还有您——我心目中最爱的人。
想来您一定盼着我能早日回家，但是我实在不好说出具体日期，我只是请您放宽心，切勿自忧。虽然世事莫测，多有蹇涩，但是我们家的那颗“幸运星”仍然会光照四方，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我爱您。
您的不中用的儿子维多
1957年6月20日
伦敦西北6区
圣朱利安路14号
亲爱的妈：
上一次，我在写给卡姆拉的信里提到外界已经对小说有了评价;结果在发出信的第二天，《每日电讯报》就刊载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我愿意原封不动地引述这篇评论： 请您看一看：
V。S·保奈尔是一个年轻的作家。在其作品中，他设法将牛津的睿智与其家乡的喧嚣图景融合在一起，而又不损伤任何一方的特质，可谓构思巧妙。他的作品类似于“西印度的格温·托马斯”——笔调辛辣但不失宽容，有种“拉伯雷式”的幽默风格。他以铸币般的细腻工艺，来讲述人类经验的微妙变化。
他的第一本小说《神秘的按摩师》，向我们描述了贾内什·拉姆苏马尔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由最初一个在困苦中挣扎求存的教师，到最终成为M。B。E。(大英帝国勋章)的获得者G·拉姆赛·穆尔先生。期间贾内什写不少诸如名字叫做《神启》之类的书，居然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神秘主义顾问(“对于无助灵魂的抚慰和排解也许在任何时候都有市场，星期六和星期天除外”)。
在奈保尔先生的人物刻画中(比如在《乔治王》和《伟大的贝尔彻》中那对可怕的女族长)，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狄更斯式”的丰富多彩，以及作者对于政治欺诈的敏锐洞察力。当他观察到“贾内什的生活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轨迹”，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电视机的出现很可能会给特立尼达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估计出版商已经把这篇评论寄给了圣·奥拜恩。如果他想用这篇文章作为宣传广告，我想告诉他，评论者的名字叫彼得·格林。
现在，我想谈谈工作的事。上个星期我去一家单位面试，虽然我整整迟到了四十五分钟(我迷了路，搞错了地址)，但是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他们答应立刻给我安排工作，可是年薪只有六百英镑。我跟他们说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工资待遇，我要求的起步年薪是一千英镑。他们说不知道我是否值得他们付出这么高的薪水，对此我可以理解。于是我提出短期试用的请求，这样他们就可以判断我到底值多少钱了。所以，我现在成了试用期员工，今天早晨他们就把全部的工作内容分派给了我。这份工作无甚新奇之处： 就职于一家“水泥与混凝土协会”，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用笔描绘混凝土建筑。不过，这活很值得一干，他们每年至少给你涨一百英镑薪水。
还有一些事把我搅得坐卧不宁。平心而论，两三个工作机会同时摆在面前让我心生畏惧： 选择变成了一桩痛苦的差事。
现在我手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刚为小说赶写了六个文字(应出版商的要求)： 实在恼人，我并不想给已经写完的小说添加任何东西。此外，我至少要就《亨利五世》做两次演讲(全部酬劳是三十个畿尼)，还要完成试用期的“描述”工作。
爱你们的维多
(北塔等译)
注释：
霍塞节，伊斯兰教什叶派的1月节。
指什叶派烈士的坟墓的复制件。
在仪式性的节日中，有对月亮的模拟。
【赏析】
在一个书信艺术已经基本衰落的当今时代，奈保尔一家的这些通信却写得如此频繁、温暖而富有文采，在文学和文献两个层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先，这本通信集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整本家书的“故事梗概”与奈保尔的第一本经典作品《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非常相似，当然，我们也知道小说主人公正是以他父亲为原型的。所以，有人认为这本通信集完全可以当作“书信体小说”来阅读，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和家族编年史小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除了书信本身的叙事性外，还源于这些家书的主要通信的双方——奈保尔和他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是一对嗜文如命的父子，下笔写作(即使是家信)总不免带几分文学色彩，加之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亦常常与文学创作有关，像奈保尔对写作过程所做的蛋白与蛋黄的比喻，还有奈保尔父亲对作家写作状况的描述，都可以称得上是简洁明快、入木三分的点睛之笔。
在文献层面，这本家书可以说是一个后殖民主义典型个案的文化记录。V。S·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家庭。特立尼达原属英国殖民地，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的岛国，即现在的特立尼达及多巴哥共和国。奈保尔的家族是从印度迁移到特立尼达的契约劳工，到奈保尔那一辈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奈保尔成长的时候家里的印度传统已经非常淡化了，他和他的姐姐都不会说印度语，而他的父亲也让他不必恪守印度教的饮食习惯。作为印裔，奈保尔看不起特立尼达;他认为特立尼达是一片文化的沙漠，是会使他的“智力枯竭而死”的“化外之地”。他从小受英国殖民教育，18岁去牛津大学留学并从此留居英国。对于英国——这个昔日给予了他全部文学想象的神圣国度，他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是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英国人都很怪……他们很爱整洁，爱冒险，非常淫荡而且冒失。”在英国让他感觉“索然无味”，而回到特立尼达则会“更加无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瑞克·沃尔科特曾给奈保尔(V。S。Naipaul)起过一个外号：“V。S。Nightfall”——“V。S。傍晚”。“Nightfall”说的是他幽暗的内心，每一个落脚地在他眼里都是长日将尽，暮色苍茫。而这种气质，在少年奈保尔身上就已经显露端倪了，归根到底，不过是文化归属的失落而已。
复杂的文化身份使少年奈保尔在成长为一名作家的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特别的矛盾和痛苦。翻阅他当年的书信，这个初离家乡的年轻人，在给父亲和姐姐的信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在陌生之地的新奇之感和努力向上的形象。但不多久，经济的窘迫和精神的苦闷使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这个刚刚成年的学生显露出一种过早的自信，得意时总是自我吹嘘，不快时免不了破口大骂，他目中全无同龄人，乃至把自家亲戚的小孩都说成是“驴”。他颇为得意地调侃了多位英国经典作家，他认为简·奥斯丁写的是不过是些“流言蜚语”;而笛福之所以是经典作家，是因为《鲁滨孙漂流记》以填鸭的方式塞给了孩子们，看的人多了，就成了经典……奈保尔意识到，这种个性会令自己粗鲁，不易招人喜欢。但他走运的地方在于，他有个支持自己的父亲。尽管西帕萨德·奈保尔的文学才华不及自己的儿子，但是每次谈起自己近来的写作成果时，他总是充满着热情和执著，他总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儿子继续创作，十分坦率地要他去接近牛津的大人物，去争取名声。
从1952年开始，奈保尔经常性地陷入抑郁状态，他跟父亲分析自己的症状：“我当然知道令我一蹶不振的缘由： 孤独，情感交流匮乏。你们应该了解，一个男人不是一段被运送到国外的木头，在上面锯两个凹槽，就当作了接受教育的标志。不，不是这样，他的要求远不止于此，他有感情，他有思想。有些人，哎，他们的所思所感超出常人，因此，他们备受煎熬……”这套理论听起来不陌生，回溯起来它似乎是奈保尔事业有成后聊以自慰的先见。但不容置疑的是，写下这些话的，的确是个艰难而困惑的孩子。他的出路只有两条： 一是纯粹的文学艺术世界，二就是父亲和家人。
确实如此，这个在外人看来锋芒毕露、冷傲孤僻的天才少年，在与家人谈论学业、生活和文学创作时却表现了足够的多情、温柔和富有爱心，尤其是对父亲更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在牛津的最后时期，西帕萨德·奈保尔去世，奈保尔悲痛欲绝。他给家里打电报说，“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父亲对奈保尔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仅是至亲的亲人，更是他在牛津困厄生活中的精神战友。正是父亲对他文学创作的大力支持才使奈保尔坚定了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把自己视为他生命的延续——我希望，这种延续也是(对他未尽夙愿的)一种履行。我对他的眷恋依然存在，但是我必须摆脱这种念头——在爸的陪伴下一天天成熟，我必须要坚强地面对孤独。但愿我能拥有爸一半的勇气和坚强意志。”
这本《奈保尔家书》，内容跨越八年之久(从1949年9月奈保尔获得奖学金准备离开特立尼达，到195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涉及到了奈保尔当时的家庭状况、学习生活、思想感情、文学观念等等，这些对我们分析作家的性格形成和创作特点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作为一个家庭的厚厚的通信集，尽管有时候难免琐碎乏味，但是对于V。S·奈保尔的爱好者们，特别是对于未来的传记作家和学者们来说，这本通信集显然是一个宝库。
(曾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