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布埃罗·巴列霍(1916— ),西班牙当代戏剧家。1916年9月29日出生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市。他的父亲是军队的一名上尉军官,爱好艺术。他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便显露出绘画的才能,尽管他在上中学时曾获中学文学奖,但他对绘画的兴趣却始终如一。中学毕业后,他随父亲到马德里,进了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深造。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积极投身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他的父亲在1937年遭法西斯分子枪杀,而他本人在1939年被佛朗哥当局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他在死囚牢里关押了8个月,后被数次减刑、转狱,直至1946年才获得自由。出狱后他便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49年他的第一部剧作《一个楼梯的故事》首演获得成功,并获该年度的洛贝·德·维加奖。他是一位以写悲剧见长的剧作家。他认为“悲剧的最大和最终的效果是一种信念,” “是一种希望”。他创作的主要剧作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 《在燃烧的黑暗中》 (1950),有取材于佩涅洛佩等待奥德修斯的古希腊传说的 《编织梦的女人》 (1952) ,有以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克兹的历史故事改编的《宫娥图》 (1960) ,有反映大革命前巴黎生活的 《圣奥维迪奥音乐会》 (1962) ,等等。他还将莎士比亚的 《汉姆雷特》译成西班牙文。他获得过多种戏剧奖、文学奖,1986年获西班牙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1971年他当选为西班牙皇家文学院院士。
内容概要 《基金会》 是一出两幕四场悲剧。25岁的托马斯因散发传单被捕,他经受不住酷刑,供出了同伴,受到良心的谴责,因而精神错乱,产生了幻觉,认为监狱的牢房是个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金会,同牢的4名死囚分别是医生、工程师、摄影师、数学家等技术人员,他自己也成了作家。他在“基金会”里与未婚妻相会,与同伴们听音乐看电视,品尝啤酒,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的幻觉与同伴们的现实发生了种种冲突,特别是与耿直的图利奥发生了矛盾。他还与已死去多日正散发着臭气的同牢病友谈话,并认为臭气是从失修的厕所里散发出来的已请“基金会”负责人派人修理。对于托马斯的境遇,老成练达的阿塞尔十分同情,他循循善诱地开导托马斯,力图使托马斯从幻觉回到现实中来。与此同时,熟悉监狱图纸的阿塞尔一直在策划越狱的计划。他让囚伴们向狱方隐瞒了牢房内一病人已死去数天的事实,正是企望狱方为惩罚他们的这一过失将他们罚到地下室里,以便从那里挖地道越狱。然而,狱方对此有所怀疑,图利奥被拉出去处决,马克斯被提去受审,居心叵测的利诺趁机向阿塞尔诬陷马克斯泄密。阿塞尔感到问题严重,便将从地道逃跑的计划告诉了利诺和托马斯。当监狱长来提审阿塞尔的时候,阿塞尔为了保护同伴,夺门而逃,坠楼身亡。利诺乘混乱将马克斯从楼上推下摔死。最后,利诺和托马斯被罚到地下室。监狱长身着礼服,在大厅迎接新的“研究人员”的到来。
作品鉴赏 《基金会》构思巧妙,主题鲜明,手法新颖,寓意深邃。作者颇具匠心地将幻觉和现实这一对处于不同平面上的矛盾交织在一个立体画面上,使战后西班牙人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完全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剧中人物的思想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参与其中,受到启迪。幕启时,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间普普通通、摆设颇雅的房间。靠墙放着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病人,床边的屏风上挂着6个挂包。房间的右侧是一个陈放着盘、叉、桌布和精致玻璃器皿的碗橱,左侧则是一个上层陈列着精装书籍和一套剔透玲珑的艺术瓷器,下层放着一架电视机的木书架,紧挨着书架的小铁桌上放着杂志、报纸和一架白色电话机。胸前别着一枚黑底白字的矩形胸章C-72的托马斯正随着罗西尼的乐曲的节奏清扫房内的垃圾,并与那位病人谈话。这时托马斯的未婚妻来同他相会,她胸前的胸章是蓝色的,她手里还捧着一只小白鼠。观众从他们围绕作试验用的小白鼠的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中,知道这是一个设备尚不齐全、被叫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中心。整个气氛轻松活泼,只是两个人的胸章,以及他们对小白鼠的不幸的命运的议论,才使观众感受到一缕含义深长的伤悼之情。接着,在托马斯的伙伴们到来时,贝尔塔已离去,他们不相信贝尔塔也在基金会工作,也不相信贝尔塔给托马斯打的电话。对此,托马斯十分苦恼。在托马斯收拾餐具时,图利奥去帮忙,但他只是摆出搬餐具的样子,并不去拿餐具; 托马斯给同伴们递烟,图利奥又是漫不经心地应付,托马斯对图利奥的举动很是恼火。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开始对自己最初看到的一切产生了怀疑,渐渐明白那都是托马斯的幻觉。作者将虚幻与现实的位置颠倒过来,让观众感受到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托马斯与贝尔诺、与病人的谈话,乐曲声,餐具、电视、电话都是托马斯的幻觉,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而图利奥空握餐具、托马斯手握着看不见的铁窗铁栏这些想象中的动作则是事实。这种幻觉与现实倒置,并且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立体交叉的手法,使观众处在托马斯的位置上,与剧中人物错了位的思想同步,接受现实的考验。这种观众的“积极参与意识”正是作者净化观的核心。到了第二幕的第一场,布景有所变化,雅致的摆设消失了,但仍保留着电话、电视机几件东西。囚犯们的衣着变得破旧不堪,室内光线也没有前一幕明亮。这是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又一层次。图利奥与托马斯的矛盾逐渐缓解,图利奥从托马斯的美好的幻想中受到启发,他对托马斯说:“你去做你的梦吧! 托马斯,我不该指责你,做梦是我们的权利,但要睁开眼睛做梦,你正在睁开双眼。只有这样梦想,我们才会清醒。”图利奥说的白日做梦指的已是更深一层的含义了。人要探索受压抑受束缚的潜意识,才能越过自身思想深处的障碍,争得进一步的心灵的自由。作者赋予“幻觉”的这个深沉含义在第二幕第二场,即最后一场中,得以全面展开。面对图利奥的这番话,托马斯并不理解,仍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就在图利奥被拉去处决时,他对图利奥说: “友谊是件美好的东西,朋友,你一定会带着未婚妻回来的,生活的幸福在等待着我们大家。”同牢的难友就要绑赴刑场,而他却这样幼稚地憧憬。这时,幻觉与现实的对比是何等鲜明! 观众正是在这幻觉与现实之间多层次的反衬中,在扑朔迷离的变化中,去思考剧中人物的命运和人生。在最后一场托马斯回到现实中来时,舞台布景迅即变化,“基金会”成了又脏又湿的牢房,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成了穿警服的监狱长。这个从幻觉到现实的彻底转换是作者对战后西班牙社会专制暴政的最直接的揭露和抨击。然而,作品的深义并不局囿于此。在阴暗的死囚牢里阿塞尔和托马斯的一段对话将上一场图利奥提出的想法加以深化。当阿塞尔问托马斯: “你还想回到基金会去吗?”时,托马斯回答说: “我已经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了,但我常常问自己,世界的其他地方是不是真实的……外面的人也会突然失去电视机,失去喝水的杯子,失去手中的钱……或者失去自己亲爱的人……然而他们仍然相信他们舒适的基金会……”托马斯经过前一段的经历,开始悟出“基金会”的双重含义了。阿塞尔又进一步开导他:“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巨大的幻觉。如果我们逃避现实,不深入了解它,那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真理。” “几年前当我从这样一个监狱里出去时便明白了这个道理。刚一出去时我感到无比欢欣:无拘无束地漫步,沐浴着阳光,浏览群书,享受生活,生儿育女……但是,我很快便发现我是在另一所监狱里。”阿塞尔意味深长地告诉托马斯,要从一个监狱走向另一个监狱,再走到另一个监狱,如此循环不止,也就是说要不断地从束缚心灵自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真理只有在探求中才能得到,一旦识破了思想中的“基金会”,认识便会提高一步,只有这样一步一步地认识,人的认识才会逐步完善。这里所说的“监狱”两字已失去了原意,它指的不仅是肉体的囹圄,而是心灵的束缚。人们要努力发现自己内心的“基金会”,认识自己真正的处境。只有循环往复地去探求,方能争得往往被忽视了的心灵的自由。在阿塞尔坠楼身亡后,托马斯满怀希望地往惩罚牢走去,他决心象阿塞尔那样坚强,不断去争取自由。这是托马斯思想“净化”的全过程。观众的思想是否也得到了“净化”? 剧的结尾正是引导观众去回答这个问题。当监狱长身着礼服,伴着罗西尼的乐曲,去迎接新的“研究人员”的时候,观众是否愿意再经历一次这种从幻觉到现实的转化? 可以肯定,观众会在这令人悲悯的气氛中深深地去思考,去寻求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