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各报都登载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先生“主张整顿学风”的通电。据说“国军首领对学界之严正讽诲,此尚为第一次” (京报)。我细细的拜读了几遍。钦佩之余,虽然不敢说民众所属望的将领有“开倒车”的嫌疑,却也不免觉得张先生的议论,有些地方与章孤桐先生象“一鼻孔出气”,要是登在《甲寅周刊》的通信栏中,少不了要浓圈密点,大受奖借的。因此我对于中国军人的敬仰,自然而然的更深了一层。他们不但能遣兵调将,夺垒攻城,还得统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且夙兴夜寐,军事政务已经够忙的了,还得“清夜以思”想种种“扶风翼教”的方法。真“古之人欤?古之人也。”足见中国儒将的种是不绝的。这也是我中华与众不同的地方。
象我这样既不知兵,又不解政治的人,自然更够不上去懂“国立于天地,必有与立”,和“数千年来,所恃以系人心于不弊者”的大道理了。我也不敢妄想去懂它。不过张先生的文章里,有两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 “我中华……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之优异有足多者。”我不知道这“文化”两个字,指的是什么。在我一向愚妄的见解,我总以为“物质”也是“文化”里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开的。初民从单用齿牙爪到利用石器,从石器到铜器,从铜器到铁器,不知经过了几千几万年,看来虽然不过“物质”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认为人类文化史里面的大关键。
也许张先生的意思——恕我无状,胆敢妄测民众领袖的意思——是把“文化”二字,来代表一般人所谓 “精神文明” 的。“我们中国,物质文明虽然不及他国,精神文明实在别国的上面。” 这不是中国人个个平常自负的话么? 二十年前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现在变成了 这样一句话。大多数的中国人因此都把这句话做“保存国粹” 的护符,少数排斥中学,提倡西学的人,也并不反对,只是说物质文明比精神重得多。
我是爱好物质文明的,可是我尤其爱好的是精神文明。我觉得发明了火药来做杀人的利器,不如做新年里小孩子玩放的花炮。我想,要是我们学西洋的学问单为了物质,也尽可以不学。可是我很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些欧洲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为了要抄袭那皮毛的物质,但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欧洲的精神。在我看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固然不如人,我们的精神文明也同样不如人。
究竟中国精神文明的特色是什么,我实在不敢说知道。也许有人要教我们开化极早的文化,古圣先贤的学说。对于这些,我自然也有相当的敬仰。可是不止我们有开化极早的文化,不止我们有古代的圣贤。大前日的埃及巴比伦,前日的希腊,昨日的印度,也许就是今日的中国。不靠自己,专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
也许有人引孤桐先生话了。他说吴先生“被辱于日本,愤而自沉”,“是乃真经生真文人之受用处”。这话我很能够同意。可是他说: “此其精神,信惟吾儒有之,”我就不敢附和了。这种精神,只有富于修养的能有,可是富于修养的不一定是“吾儒”。希腊大哲学家苏格里底斯受人诬告,坐了死罪。有人劝他逃避,他不听,从容的饮毒药。有些弟子痛哭失声了,他神色自若,叫他们不要作声,让他安安静静的出世: 这又是何等精神呢? 并且我说过: “读中国书的人那样的多,这样的真经生,真文人,还不是在中国同外国一样的难找?”
说到一个海的深浅,当然指平均的数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最浅的处所,来代表全部。说到一个民族的行为,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众,不能举几个贤者,或是几个害群之马来概括其余的人。从道德方面说,中国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较么?我们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吗?我们的军人比得上人家的军人吗?我们的种种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种种色色人吗?主张农治者自然把世风的不古,道德的沦亡,归咎到都会的工业。好像农民个个是天上安琪儿似的!这实在是住在城里的读书人白天的迷梦。不要说中国官吏的贪婪,军人的横暴,种种色色,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与都会工业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农人,我想也没比他们更自私,更悭吝,更腌脏,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较工人和农人,工人虽然有许多不道德,农人还够不上说道德。这倒不是单单中国如此。爱尔兰也是这样,萧伯纳可以作证,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要是苏俄工人单压制农人,我倒也还有几分同情。不过中国农人的智识,更加低罢了。
我很相信希腊哲学者的观念,善是与智慧相联的。一只猛虎关在铁槛中,不作恶事,那并不是善。一个人受了礼教的束缚,不敢为非,可以算善吗?甲为了父母吩咐,不准狎妓,所以不逛窑子。乙为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窑子。他们有分别吗?他们比逛窑子的善了吗?丙为了人类的同情,不忍干那样的事情。他比他们如何?究竟世界的进步,要依赖那一种人呢?我承认社会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时期极少数的引导者。他在前面走,无量数的甲乙在后面追随着。所以礼教是不可少的东西。
不过礼教有时是吃人的东西。要是数百数千年前早已不适用的信条,把持了一切,不让那少数引导者有探索革新的机会,那么礼教就可以吃人。真理不是绝对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变的。在某种时期,某种环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时期,另一种环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数千年来,所恃以系人心于不弊者” 的 “先圣之礼教”,到现在不能不“沦亡”,正因为它是“数千年”前“先圣之礼教”。礼教象长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沦亡,“由来也渐矣”。所以我们很远的祖宗,就已经叹“世风之不古,道德之沦亡” 。可是他们不想法去寻找那适宜于新环境的礼教,仍旧墨守数千年前古圣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体改了民治,经济又渐渐的有了都会工业的制度,自然完全倾倒,无可挽救了。在这时候,不去研究物质和精神文明先进国的新道德观念,做我们的借鉴,却长吁短叹,以为 “国将不国”。难道大家同声一叹,长城就重新巩固了吗?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较聪明些。他们知道中国的旧礼教与新环境不相合。可是他们不去找适应新环境的新礼教,却想退到适应旧礼教的旧环境。这真好象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变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样的劳而无功的。“开倒车”三个字,描写孤桐先生农村之国的主张,是一点不错的。自然有人要说了,欧美的新道德观念,他们自己还不满意,我们能依样葫芦吗? 老实说,我承认欧美人也还没有找到十分满意的新礼教,可是他们是在找,我们正应当做同样的工作,并且他们已经得到的成绩,已经很够我们的参考。
道理是与智慧相连的。知识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瞠乎在后了,不要说我们的工艺科学不及人,就是讲玄学,我们就追上人家了吗? 不要说玄学,就是讲国故,那应当不成问题的了,可是少数西学者的供献比我们的国学大家多的多,恐怕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国学研究院,还得请西洋学者来指导。
关于文字,将来有机会,也许还有几句话要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赏析 20年代中期,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作家的陈西滢,在他的《闲话》中对进步学生和革命群众颇多讥讽,但同时,他对封建军阀、封建文明也颇多不满。本文便是从中西文明比较入手,驳斥封建军阀所谓“整顿学风”的“开倒车”行为的。
学务非军务,本不劳军阀头目们费神,然而他们偏要不懂装懂,横加干预,通电全国,“整顿学风”,作者对此颇为愤慨。文章在正面揭露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同时,并对电文中“我中华……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之优异有足多者”一语作了深入剖析和批判。文章在纠正了电文以文化为文明的概念性错误后,就中西文明之优劣进行了对比论证。
作者首先驳斥了一些人对中国古文明的无原则崇拜,认为那已属于历史了,而要紧的是现在,“不靠自己,专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同时,作者认为标志一个民族道德文明指数的,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民众的普遍文明程度。就前者而言,中国固然有章士钊赞誉的真“儒生”,而西方也有苏格拉底那样视死如归的大学者。而就“大部分民众”的道德水准而论,国人要远逊于英美人。贪婪的官吏、横暴的军人自不必说,就是被“主张农治论者”视作“天上安琪儿”的农人,其实尚停留在道德水准之下。他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文明,要大大落后于欧美工业文明。至于作为精神文明的知识一面,“我们更加瞠乎在后了”,不独工艺科学,就是讲“玄学”谈“国故”,也难与西洋学者比并。就这样,文章通过层层剖析,使封建军阀为封建文明张目的企图归于破产。
诚然,作者的立论未必周全,且对礼教仍有很大保留,表明作者的学术水准和批判力度,同时代要求尚有相当距离。但一般说,作者的立论是站得住脚的。作者不满于封建压迫,不满于中国的落后现实,期望中国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度的愿望,也都有相当理由。尤其开头部分写得颇有生气,对于反动军阀的专横和故作风雅,对于坚持复古立场的孤桐先生,以及近世的国粹家的讽刺和揭露,不能说不是精采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