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 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 “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 “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 ,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 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都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 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 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 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 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 国孩子相; 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 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1934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第4期)
赏析 孩子照相,本是生活中的小事。鲁迅以此为题,从容运笔,拈取日常所见,从细微处着笔,讽刺了传统文化观念的陈腐和保守,同时顺带批判了当时“满口爱国,满身国粹”的人们,指出他们其实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
对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剖视,可以有多种角度。本文把焦点对准“照相师”,指出在日本照相馆和在中国照相馆给同一个孩子照相,却判若两人,那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中国照相师“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恰恰总是“拘谨、驯良”的样子,而日本照相师则专摄取“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所以问题不在孩子,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摄取孩子的刹那间的精神风貌。鲁迅用这样富于启发性的事例,意在说明: “温文尔雅”、“驯良”、“拘谨”,不单是古圣先贤的雅训教育的结果(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一般人也由于传统习惯势力视这种精神状态为常态,甚或认为是一种美德; 而对于“洋人”孩子的“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则视为“洋气”而盲目拒斥,或“故意和这 ‘洋气’ 反一调”。结果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才是“爱国”。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于社会进步、民族复兴有百害而无一利,倒往往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培育“顺民”的土壤。
鲁迅否定上述“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性格,对于雄健的民族性格的重铸寄予深挚的期望。他主张以开放的胸襟对“洋气”加以分析、择取。因为“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格中所本有的,应该经过慎重的选择拿它回来。“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只要是优点,也应该学习。对于传统道德观念,他也主张采取分析态度: “驯良”之类并非恶德,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父辈的话,固然要听,但必须“说得有道理”。他希望中国的孩子应该“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从窒息人的精神发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即使被人们称之为“洋气”也无不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些议论、评断,闪烁着辩证分析的思想的光芒,即使今天读来也仍然有深刻的启发。
杂文笔调要求尖锐、鲜明,常难免流于片面偏激,所谓“攻其一端,不计其余”。这似乎是一些杂文不易克服的缺点。究其原因大多在于尚未掌握辩证分析的方法。鲁迅后期杂文既保持了尖锐泼辣的锋芒,而又不失之于片面,是值得我们反复体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