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李鸿章传》颇有感触，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他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读者在了解李鸿章生平的同时，也使人对当时国民性和国人的劣根性有了初步了解。
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也有过错，但是李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作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后来又写李兴办洋务，实乃为了救国图存而已。他所办的洋务，主要在军事和商务两方面。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他创立北洋水师舰队，成为中国水军的主力。作者也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就是李“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从此李的外交生涯开始，然而这也是他人生的失败之处。后人多因此事而骂李之卖国，“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虽然李之外交确实不够英明，然而这实在是被-迫无奈之举，要知道“弱国无外交”。试想当时中国之处境，李之举措实在是迫于无奈，后人也应该可以理解吧。晚年是李的投闲时代，在朝中没有居其要位，被派去治水，到了“义和团”起，李又被重用。实在是说明李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客观地把李同许多历史名人相比较，李也是有长有短，说明作者治学严谨，也说明李虽为当时英雄，也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李，看待历史。
我对于李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但是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寒。即使有人想救你出去，你却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现状，这实在是叫人悲哀。李就是那个想救国的人，然而黑暗的社会终究不能让他实现心中的抱负。
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终究是好事，为了国家的强大而拼搏也是让人敬佩的情操，因此不管怎样我还是敬重李的，至少我们也应该向他一样树立自己的理想并且为之奋斗。
读了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因为梁启超与李鸿章属于两个政治派别，所以感觉本书应该相对公正，起码不会过分褒奖李鸿章。
本书中的李鸿章与中学历史教材中的明显不同。教材中的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封建卫道士。但本书中的李鸿章却是一个中心报国的“英雄”(更多的是在他自己心中)。李鸿章怀着一颗报国的心，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再加上各种机遇，先后评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成为了大权在握的权臣。他推进洋务运动，训练新军，组建北洋舰队，周旋于西方各国列强之间，成为中国外交第一人。但是他始终超越不了自己的思想局限，他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位封建制度的守护者。尽管他内心深处想帮助国家富强，但是他始终意识不到，中国的落后是有落后的封建制度所决定，而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更不知道民主政治为何物。他只能在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封建保守派的阻挠，他更加难以施展拳脚。
外交中，李鸿章先后代表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诸多条约的签订都是无法挽回的，无论哪位外交家去谈判，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列强从中国攫取的权利。中日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在一本与伊藤博文商议《马关条约》的过程就能说明这一切。当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多次商讨，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李鸿章在回旅馆的路上遭遇枪击，伤势严重，但依然坚持商讨玩条约条款，日本方面处于歉意，在条约中做出一定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弱国无外交，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实力必然软弱。如果当时换做他人，未必就强过李鸿章。
所以，个人觉得不能全面否定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从主观角度讲，他应该属于一个正面人物，只是他的思想局限性决定了他的失败。
李鸿章是我们都熟知的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应当最公正。他的评述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名人列传。根据他对李鸿章认识的基础上，本人再次对李鸿章进行了简单的评议。
李鸿章是权臣?
我们都知道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利分配体系，古代历史上，由于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政治平衡的权利分配原则，当皇权的威望丧失的时候，一般很容易让外戚、大臣或者宦官、伶人等接近皇权政治中心的力量掌控。但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和完善，掌控国家政治大权的大臣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已经不可能出现踢开皇帝自己干的情况。李鸿章是个典型的例子，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位极人臣，但是他不能主导中国历史命运，他的那些头衔其实只是些幌子。所以，但凡称他为权臣，应当只是个表面现象，近代史上李鸿章种种政治行为不过是皇权的旨意。但必须承认，这位不是权臣的权臣比历史上那些贪恋权力的权臣起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用。
李鸿章卖国?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是兵家?
李鸿章乃团练淮军起家，曾力挫太平军和捻军，兵锋所指，无所不破，力挽大清于狂澜，但是李与曾国藩一样，虽然能运筹帷幄，但是往往有谋略，而无战略眼光。李家之淮军虽不同于绿营、八旗之辈，但其军队仍然不是近代军队，士兵缺乏军事素养，也不懂爱国保家之责任。当然也可以认为李鸿章的淮军虽挂名清军兵勇，但实际上是私人豢养的军队。清政府中央并未视其为嫡系，虽然重用，但是时时防范。中日甲午战起，清中央政府本应当倾全力支持淮军与日军一战，但是西太后出于权利平衡，以维系其中央权威之考虑，竟然随意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以致海军设备无法更新。而李鸿章自然也不是坚决爱国之英雄，视北洋海军为其私人财产，竟然不让海军与日军决死一战。李鸿章越是老去，其心态越趋保守，结果武备尽失，京畿难保。被迫签定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洋务时代
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种情形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应当说李鸿章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作并不采纳西方制度，其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得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学。但是这次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清世界形势，仍然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意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而洋务派也没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仅将皮毛转送到中国专制政权手里。但李鸿章就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政权，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