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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项羽本纪》》原文及鉴赏

  提起楚霸王,大家都熟悉,破釜沉舟的故事,大家都爱谈,《霸王别姬》这出京剧,大家都爱看。谈到刘邦、项羽,一向似乎同情项羽的多,对于他的失败,都感到惋惜。现在看来,巨鹿一战,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击溃了秦军主力,对农民起义确是一个大贡献。但是,他后来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旧时代去,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也违反了大众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所以最后遭到失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无所用其惋惜。那么,后人为什么多惋惜他呢?我想,同情失败英雄,原是人情之常,而受司马迁写的《项羽本纪》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因为《项羽本纪》实在写得太好了。

  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对刘家没有好感,因此他惋惜项羽的失败,用全力来写项羽传。他抬高项羽的地位,把项羽传称作“本纪”,其理由是:在楚汉相恃的五年当中,“政由羽出,号为霸王”,政统是应该属于项羽的。

  全篇《项羽本纪》可以分为六大段。第一段写项羽的少年、青年时代。一开头就指出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说明项羽年纪轻,经验不足,是他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第二段写巨鹿之战。一面写项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一面写诸侯军“莫敢纵兵”,只在那儿作壁上观,等到秦军给楚军击溃了,“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很自然地公认项羽为“诸侯上将军”,愿意受他指挥,因此项羽后来就号令天下,作了西楚霸王。第三段写鸿门宴。把项羽的性格写得非常突出,让读者知道项羽这个人粗暴而爽直,又具有一副软心肠,正如韩信所批评他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见《淮阴侯列传》)。同时指出楚汉双方都有内奸,楚奸是项伯,汉奸是曹无伤。他写到鸿门宴排座位的时候,不说“范增南向坐”而说“亚父南向坐”,接着补上一句话:“亚父者,范增也。”读者读到这里都要替刘邦捏一把汗。这种写法,是司马迁的特殊本领,后人学也学不到的。第四段写睢水之战。刘邦乘项羽大军北攻田荣的机会,“劫五诸侯兵”东下彭城,一进彭城,就“收其货宝美女,日置酒高会”。等到项羽一回来,五十六万汉军就给他打得个落花流水。这里写出了楚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汉军纪律松弛,不堪一击。第五段写楚汉相恃。其中一再提到楚兵疲食尽,指出虽然还是个相持局面,但楚军渐居劣势。项羽几次向刘邦挑战,都给刘邦拒绝了;用“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来威胁刘邦,也给刘邦用“分我杯羹”的话给挡回去了,最后只好把刘邦的父母妻子都送了回去。第六段,也是最后的一段,写垓下之战。他索性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来写了。你想:项羽到得东城,只有二十八个骑兵,最后都跟他一道牺牲了,那个虞美人后来也不知下落,那么帐中悲歌,山下溃围,谁听见?谁知道?而司马迁写来活龙活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事情虽然未必有,却不是不可能有。项羽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总是事实,司马迁惋惜项羽失败,不妨凭想象把项羽的死,写得壮烈一点,引起后人的同情。清人黄仲则诗云:“美人骏马应同恨,多少英雄末路人!”就是读了《项羽本纪》而引起的感慨。所以《项羽本纪》是传记文学中的一篇杰作,跟别的所谓正史中的“本纪”,是不可同年而语的;跟《史记》中别的“本纪”,如《五帝本纪》、《秦本纪》之类,也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妨把《项羽本纪》作为一篇文学作品来读,除了它里面有些错简应该知道以外(梁玉绳已经都给我们指出来了),像“汉王部五诸侯兵”的“部”字是否应当依照《汉书》改为“劫”字,所谓“五诸侯兵”指的是哪五路诸侯军(据我的统计,过去对于五诸侯,有十一种不同的说法)等等,都是无关大体的小问题,不必认真去考订。像《项羽本纪》那样的杰作,应该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去欣赏它,才能有所“会意”,而得“欣然忘食”的那种乐趣。

  (1962—1963年)

  (《宋云彬杂文选》)

  赏析这篇随笔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项羽本纪》好在何处?二是应该怎样来读?二者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文章认为《项羽本纪》好在司马迁以其同情、惋惜的感情来写项羽,“垓下之战”则“索性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做了“合理的想象”。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篇文学作品来读,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去欣赏它,才能有所‘会意’,而得‘欣然忘食’的那种乐趣。”

  这个见解可谓新鲜而深刻,解释得也很具体而有力。如果司马迁不是带着同情来歌颂,甚至某些地方以“合理想象”来描绘,那么项羽的形象绝不会如此活跃而可爱。而我们如果以历史考据的眼光来读的话,不但如文章所说有些情节难以沟通,而且也就失去了这么一位粗鲁、豪爽、又有一副好心肠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就难以借此形象反衬刘邦的权变与奸诈。

  文章的见解使我们进而想到司马迁既然“偏爱”项羽,自然也就难免“偏恨”刘家。试读《高祖本纪》、《武帝本纪》、《封禅书》等篇,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迹象。这主要不是“合理想象”,而是充分表现在对他们荒唐行径的搜罗与记述。司马迁这位“刑余之人”不但给大汉王朝的死对头项羽立《本纪》,像对待成功的皇帝一样,并且大力歌颂;同时还敢于如此公开“展览”当朝皇帝及其祖宗的劣迹和昏聩,也可谓“胆大包天”了!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有意模仿《春秋》的褒贬,然而实际上他的思想、胆识比起孔老夫子来可真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以上的事例就是惊人神魂的明证!

  这里不禁要问,司马迁怎么能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来写历史呢?我以为当时对于史学还没有像后世看得这么谨严,所以写起来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这大约也受了以往史书的影响。韩愈就曾指出“左氏浮夸”,而《国策》、《国语》自是尤甚,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实“文学手法”、“想当然”在后世史书中也时有所见,如对二人密谋、一人独语以至于某些心理活动的描述,何人听得?是谁见来?不都是审势、度情写出的?而《史记》的高明在于他毕竟写出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至于时代的精神、本质,而且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爱憎。故而《史记》不仅被后人称为“良史”,而且还享有“十大才子书”之一的令名。

  这篇随笔不仅使我们对《项羽本纪》的思想艺术的精妙有了更为准确、深切的理解,而且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史记》能够当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高的评价。

  该文对项羽的评价能从他对历史、社会这样的大处着眼,看得深刻而又全面,语言的运用有如行云流水,活泼自然,都是突出的优点,然篇幅所限,兹不多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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