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历来厕所是很少的，原因是粪便在那儿不值钱，有厕所的人还得花费一些钱才能找到挑夫把那些臭东西弄出去。在住宅里如是，在商号里也复如是，有些小家庭或是小店铺就根本没有这一项设备。
我家的近处有一个公共厕所，那里每天都挤满了人。那厕所离地五六尺高，要走上几步石级才能从那小门进去。
那墙垣永远都刷得很白，上面题着黑色的字，日子很久了，我已不能完全记忆，可是无非是“公共厕所，注意卫生”这一类的字句。
厕所既是赔钱的事，哪里还会有人出钱来粉刷墙壁?事实上这是由公安局来花钱的，至于那一笔款子的来源则仍由当地居民分摊。
那墙垣虽是漂亮，而内面就不堪设想，既脏且臭。
我想追写出两件与这厕所有关的事来。
每个冬天当孩子们起始敲打锣鼓吹起洋铁制的花号来，就是说快过年了。这时候，学校放寒假，满街上都是小孩，时间多过几天，花炮响起来，冲天炮常在黑空里炸开。天气更冷，我们作小孩子的却不感到冷，总是放弃家中火盆的温暖，跑到街上去。我知道，年关，立刻就要来了。
一个黄昏，街上的行人的脸起始模糊的时候，厕所附近有了一种纷扰。
白天，往那儿去的都是男人，只有这时候才是女人上那儿去的固定时间。她们去倒便桶，而且用砍破的竹筒洗刷它，弄得一街都是那种不太好听的声音。
第一个走进茅房去的女人发现那横梁上挂着一根绳子，一个人沉重地，笔直地吊在那儿，于是她惊恐地喊起来。
人渐渐的多了。附近的岗警那时还没有撤岗，就慢慢地走过来，挪开众人走进去。不久就拖着那个垂死者走出来。
他愤愤的骂着，从那些粗野与充满性器官与性行为的字句里，也可以断断续续地分辨出他的埋怨，埋怨那人不应该在他的管区中来寻死——和他过不去。
那垂死的精神被警察的一阵耳光所刺激，总算回复过来了，他垂着头，低声地在说话。那意思是自己过不了年才寻死的。
当时我完全同意警察的处理，在大年夜为什么给人带来这样的不吉祥。可是追忆起来，我的心却非常沉重。
另外一次的纷扰比第一次的更大，可是人们却不肯跑进里面去。有些好心的女人把饭送到茅厕里。而附近的人从此也都不上那儿大小便了。
一个测字先生用红纸写了“内有月母子”五个字，一个女人拿去贴在厕所门上。
我懂得月母子就是产妇。呱呱的儿啼声常常从那茅厕里传出来。厕所是那么肮脏的地方，而我们的人民却以为那是生产的摇篮与平安的死所——多么阴惨的凄凉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刘盛亚选集》)
赏析我们见到的小品中，写山水风物，花草虫鱼的很多，即使写乡风村俗，也很少见到以厕所为描写对象的。一个又脏又臭的厕所，虽然人们少不了它，但都不愿以此作文。刘盛亚的小品《红白喜事》偏偏写的就是厕所见闻二事。
第一件事，在一个年关将近的黄昏，一个男子被生活艰难所迫，在厕所里悬梁自尽。警察赶到，把他拖出来，连骂带打，尽力地施以侮辱。第二件事，一个妇女流浪无所，无奈选择了厕所作为产房，生下了小孩。
这两件事，现在说来，不免有些奇怪。但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人并不以为奇。中国人把生人和死亡旷达地概括为“红白喜事”。这两件奇事在人们眼中也无异于一般的生老病死现象，甚至还有厌恶自尽者择时不当、择地不妥，给人们添了秽气的意思。作者的揭露是深刻的。这使读者形象地联想到：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凄惨龌龊地生，艰难肮脏地死，天天迎来生命降临，日日免不掉悲剧，这便是人生的全部。两件事，一生一死，不正是对生命委弃的概括吗?
刘盛亚是一个有非凡热情的人，他阅历广博，思想敏锐，进行创作时用笔沉静而冷峻。小品，是不能不表达作者的情感的。这篇文章虽然忠实于现实主义，“只叙述事实”，“很自然，很平淡被写出”。(《序<小母亲>》)但是，冷静地记述客观事实，并非冷静旁观。作者的情感首先表现在以白描的笔墨制造气氛。在写两件“红白喜事”之前，不惜笔墨地写了故乡厕所的“既脏且臭”，这便是穷人迎接生命诞生和送走生命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处所。厕所是人生人死之所;那么，反过来一想，人生人死的处所——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不是也如厕所一样“既脏且臭”呢?
还有，作品写发现寻死者之前，特别渲染了一下年关将近时老少男女的欢乐气氛。要写悲剧却以乐境开始，是一个反衬。当死者被拉出(不是“救出”)时，作者重点写警察的粗野辱骂和动手殴打，理由是：死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活得让人厌恶，死了还遭人斥骂，人们也是骂她扫了富人们“祝福”的兴致。这是多么冷酷的社会!
第二个故事中，写女人在厕所生了小孩后，没有过多写人们的反映，只写有些好心的老女人给产妇送过饭，然后突出写测字先生用红纸写了“内有月母子”贴在门上，这无异于一幅生活讽刺画。是对社会的一个冷嘲。
这两个人生片断速写，使我们想到：富贵人家有豪华的住所，舒适的住房，生子还要有庆仪贺典，死亡便尤其办大出丧，堂皇热闹，惊动四方。但穷人则不同了。作者的感情深沉而且愤激，在文章结尾写下一句话：“厕所是那么肮脏的地方，而我们的人民却以为那是生产的摇篮与平安的死所，——多么阴惨的凄凉的生活!”这是点睛之笔。有了这一句全篇的冷静白描全有了情感色彩。
另外，作者在表达情感时，还以自剖的方式反省自己。这篇文章忆旧记实，除了忆事实，也忆起当时自己的情感，“当时我完全同意警察的处理，在大年夜为什么给人带来这样的不吉祥。可是追忆起来，我的心却非常沉重。”这样写是真诚的，它不仅让我们理解了作者对人民群众苦难感同身受的关心，也能从侧面看到当时普通人对这“红白喜事”的通常感情。但愿我们都能从麻木中醒过来，能有作者一样的沉重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