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清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由陈梦雷主持编纂,历时5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编成初稿,名曰《古今图书汇编》。在初稿修改过程中,清王朝内部发生政治斗争,梦雷受牵连流放至东北。雍正帝即位后,复命蒋廷锡等“重加编校”。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书成,经雍正帝核定,在次年九月御制序文后,于雍正六年(1728)印行。主要版本有:原稿本残稿,仅存数百册,现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清雍正六年(1728)内府铜活字版印本,共印64部及样书一部;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扁字本,每部1620册,另目录8册,讹脱甚多;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描润铜活字本,附考证24卷,每部共有5044册;民国二十五年(1934)上海中华书局影印铜活字版印本,附考证24卷,每部808册;自1986年起,中华书局、巴蜀书社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出版新影印本,每部共82册,其中包括目录、考证、新编索引各1册。上述诸本,当以新影印本最便查检。
陈梦雷(1651—1741),字则震,一字省斋,晚号松鹤老人,清福建闽侯人。康熙八年(1669)举于乡,九年(1670)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假归,恰逢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胁梦雷以官,梦雷托疾以稽之,而阴遣使问道入京师报讯,因兵阻不得进。当时有陈昉者,受耿精忠职,京师传以为梦雷。“三藩之变”平,梦雷被诬下狱,谪戍奉天尚阳堡。历16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释归,教习西苑,侍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禁庭。《古今图书集成》初稿即编于此时。雍正帝即位后,未及数月,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的罪名,将梦雷发遣边外,后卒于戍所。陈氏著述除《古今图书集成》外,有《周易浅述》、《松鹤山房文集》、《松鹤山房诗集》、《闻止书堂集钞》和《天一道人集》。
该书一万卷,目录40卷,约一亿六千万字。全书共分为6汇编、32典、6109部,即:1、历象汇编,下分(1)乾象典,分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雨雪霜露及火与烟等21部,共100卷;(2)岁功典,分季节、时令、寒暑、干支、晦朔弦望、晨昏昼夜等43部,共116卷;(3)历法典,分历法、仪象、漏刻、测量、算法、数目等6部,共140卷;(4)庶征典,分天文气象变异、水旱灾荒、人体异、禽兽鳞介昆虫草木异、宫室器用异以及梦、谣、谶等50部,共188卷。2方舆汇编,下分(1)坤舆典,分土、泥、石、砂、汞、矾、灰尘、水、冰、泉、井,以及舆图、建都、留都、关隘、市肆、陵寝、冢墓等21部,共140卷;(2)职方典,纪有京畿及清代各府建置沿革、疆域、星野、山陵等223部,共1544卷;(3)山川典,分各地名山及江湖河海等401部,共320卷;(4)边裔典,分朝鲜、新罗、百济、三韩、日本、长股、氐、羌、于阗、天竺、西夏、安南、琉球、暹罗、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542部,共140卷。3、明伦汇编,下分(1)皇极典,分君臣、帝纪、帝运、国号、帝号、登极、正朔、纪元、圣寿、君德、治道、用人、听言、法令、僭号等31部,共300卷;(2)宫闱典,分后妃、宫女、乳保、东宫、皇子、皇孙、公主驸马、外戚、宦寺等15部,共140卷;(3)官常典,分宗藩、三恪、圣裔、贤裔、勋爵、公辅、中书、翰林院、宫僚、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四译馆、国子监、行人司、饮天监、太医院、侍卫、内府、将帅、节使,以及省府州县各级职官列传等65部,共800卷;(4)家范典,分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宗族、戚属、奴婢等31部,共116卷;(5)交谊典、分师生、同学、同事、宾主、乡里、交际、世态等37部,共120卷;(6)氏族典,分每姓为一部,共2694部,640卷;(7)人事典,分人身五官四肢,面貌形状、年龄、名字、称号、七情、志愿、命运、感应、行动、寿命、养生等97部,共112卷;(8)闺媛典,分妇女品德、智慧、能力等17部,共376卷。4、博物汇编,下分(1)艺术典、分农、医、卜、星、相、术数、绘画、游艺、商贾等43部,共824卷;(2)神异典,分神仙、鬼怪、释教、道教、寺观、方术、静功、服食等70部,共320卷;(3)禽虫典,分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等317部,共192卷;(4)草木典,分竹木、五谷、药材、瓜果、蔬菜、花卉及薪炭等700部,共320卷。5、理学汇编,下分(1)经籍典,分经、史、子、集、类书、杂著等66部,共500卷;(2)学行典,分品性、修养、仪表、学识、名贤、游侠、勇力等96部,共300卷;(3)文学典,分文体、诗赋、词曲及文学家列传等49部,共260卷;(4)字学典,分音义、字体、书法、法帖、声韵、文言以及纸、墨、笔、砚、文具等24部,共160卷。6、经济汇编,下分(1),选举典,分学校、教化、科举、出身、武举、吏员、隶役等29部,共136卷;(2)铨衡典,分官制、禄制、考课、举劾、升迁、罢免、封赠、封建等12部,共120卷;(3)食货典,分户口、农田、蚕桑、荒政、赋税、漕运、盐法、平准、国用、货币、饮食、布帛以及金银珠宝等83部,共360卷;(4)礼仪典,分五礼、庆贺、吊唁、谥法、祀典、冠服和带佩等70部,共348卷;(5)乐律典,分音乐、歌舞及乐器等46部,共136卷;(6)戎政典,分兵制、检阅、田猎、兵法、战略、军饷、屯田、马政、驿递及武器等30部,共300卷;(7)祥刑典,分律令、审判、刑法,赦宥等26部,共180卷;(8)考工典,分木巧、木工、土工、金工、石工、陶工、染织、规矩准绳、度量权衡、城池、桥梁、宫殿、苑囿、仓库、第宅、舟车、器具、用品等154部,共252卷。在部这级类目下,又设立若干复分项目来辑录资料。复分项目主要有:(1)汇考,征引古书资料考证重大事物因革损益之源流;(2)总论,辑录经传中有关事物之“纯正”议论;(3)图,描绘有关疆域、山川、禽兽、草木、器物等图形;(4)表,绘制有关星、宫度、纪元等表;(5)列传,摘录古书中人物传记资料;(6)艺文,收录涉及一事物的诗文词赋;(7)选句,摘录一事物的对偶丽句;(8)纪事,专录有价值的琐细之事;(9)杂录。收录前几项不便收录的资料;(10)外编,收各种荒唐无稽的记述。所有征引的资料,均一详明出处。
《古今图书集成》自问世以来,便以卷帙浩大、内容广博、分类细密、编排得体、用途宏富著称于世。它“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陈梦雷:《进汇编启》,《松鹤山房文集》卷二),可谓古今图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达到很高的水平。
纵观类书的发展历史,《集成》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1,内容广博,采摭繁富。
胡道静先生说过,类书“有一个相同的规律,即是版次愈是新,包罗的知识也愈是广博和近于实际,‘故不逮新’是一定之理。”(《〈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图书馆》1962年第1期)该书成书较晚,其包罗的知识和材料,为前代类书所不可企及。它所辑录的资料,就时间断限而言,上起远古,下迄明代及清初,长达数千年。从学科性质来看,既有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数学、农业、医学、药物、天文、历法、植物、动物、矿物、工艺、民族、民俗等传统学科知识内容,自明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学(天文学、数学、测量、机器制造等)知识也多有反映。该书正是以其所收材料之广博,而成为查考清代康熙以前有关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语俪语、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的古代文献宝库,被外国学者誉之为《康熙百科全书》。
第2,分类体系别开生面,精详周密。
我国古代的类书,若依其辑录资料的编排来看,或以类分,或依字从。按类分者,以类相从,分门而隶事;依字分者,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该书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早期类书一样,同属按类编排的综合性类书。究其分类,虽然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的分类偶有分合,类名不尽一致,类次亦略存歧异,但就其体系而言,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大体都是按天、地、人、事、物5个基本概念来细分编次的。对该书的这种分类体系,编者在《凡例》中说得十分清楚:“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参赞,则圣功王道以出,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焉。”由此看出,该书承袭前代类书的这种分类体系,是代表封建社会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它反映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知识界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
该书的分类体系固然基本承袭和借鉴于前代类书,但并非亦步亦趋,陈陈相因,重蹈前修,而是有所丰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首先,该书的分类体系结构有了新的发展。以往类书大多采用二级分类体系结构,而《集成》冲破了这一传统模式,创制了三级体系结构。它首列汇编,次列典,再分部。以汇编(实际为类书五个基本概念的演化)为总纲,典(相当于过去类书的部)为中介,部(基本单位)为基础。大小类目逐级展开细分,以简驭繁,纲举目张,构成一个层次清晰、隶属分明的完整体系,从而使类书的分类体系结构更臻于完善。
其次,开创了在类书分类体系中设立复分项目的先例。
如前所述,该书在“部”这级类目下设置了若干项目,进一步区分资料。这些项目就其收录内容和性能来分析,类似于现代图书分类表中的复分表。它们不像该书分类体系结构的各级类目那样,按照不同事物的性质来分门别类,而是以同一事物内容性质和体裁的不同作为该部材料进一步区分的共同依据。这些项目不能脱离该书分类体系结构而单独使用,其功能在于辅助体系结构的不足,使体系结构既简炼,又可达到详细分类的目的。每部之下具体设置哪些项目,完全以内容的需要为原则。例如为编者所重视的“汇考项”,全书大多数部的下面都没有,而在学行典96部中,除圣人部外均一律未设。“总论”项在氏族典2694部中,除氏族总部外,其余也一律未设。列传项仅仅在宫闱、官常、氏族、闺媛、艺术、神异、学行、文学、字学等9典各有关部下设有。而“表”这一项,则以“唯星、宫度、纪元等非表不能详者”(《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为原则。
该书所创制的这种精详细密、别开生面的分类体系,不仅能概括、排比资料,而且也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
第3,编排体例严谨、条理、完备。
自《皇览》以来,类书的编排体例几经变革。我国早期的类书,其特点是以辑录经史诸子为主。至唐,《艺文类聚》改变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的做法,创制出“事文兼备”、“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例。其后,《太平御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古今事文类聚》等书的体例虽偶有增补或改进,但因袭成分居多,创新之处较少。直到该书出现,类书的编排体例才真正有所突破和创新。试举其荦荦大者分述如下:
1、该书打破了严格按事前文后排比资料的旧体例,而独出新裁地创制了以内容主次编次,事文间出的新体例。它首列汇考、总论、图、表、列传,继以艺文、选句次之,末附纪事、杂录、外编。这样的排列,是编者依照自己确立的标准,把辑录的资料分为主次两种类型。选句之前诸项为编者视为重要的资料。末附诸项则为次要材料。后者属于附录性质,起着补充、说明前者的功能。前列诸项的编次基本上承袭事前文后的规律,而末附诸项事文相杂,则已非旧贯。该书这种主次分列、事文间出的体例井然有序,有章可循,与过去类书相比,确为一大进步。
2、编排周详谨严,因类制宜。
以汇考项为例。其编排体例在《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中说得十分清楚:“汇考之体有二:大事有年月可记者,用编年之体,仿纲目立书法于前,而以按某书某史详录于后。……或大事无年月可稽,与一事一物无关政典者,则列经史于前,而以子集参互于后。”全书各部“汇考”大都采用这两种形式。这样的体例虽然并非该书所首创,但它运用得十分周详谨严。
不仅如此,汇考的编排体例还具有因类制宜、不拘一格的特点。尤其是艺术典医部“汇考”的体例更具特色。它“统载内经及脏腑,脉络,图说于前,次则诸病分门皆合诸家论此病之治法;次列方药;末列针灸、医案。”(《〈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这样编排,在纵的方面,按一般中医书的体例,从基本理论到分科治疗;在横的方面,以各疾病为主,引列各该疾病的历代医学文献,前为医论,后为方药,眉目清楚,便于系统阅读,也便于专题研究,是很可称道的。
3、图、表和列传的运用。
明季以前的类书多重文轻图,只有极少数专门性类书,如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附有插图。明初的《永乐大典》开创了在综合性类书中附列图谱的先河,此后更出现了专门汇辑诸书图谱的类书,如《三才图会》、《图书编》等。该书直接沿用了这一体例,并把“图”作为一项内容,在疆域、山川、禽兽、草木、器物等非图不明的部类中使用。这些图谱均由著名画家和优秀刻工合作而成,绘刻得十分精致。
表和列传本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把它们运用于类书却是该书所首创的。 编者认为“星、度、纪元等非表不能详”,故在上列各部类中皆立表。编者在全书9典,2613部中都设了列传项,辑录传记资料达1958卷。各部列传,多者长至数十卷,甚而数百卷,如名臣列传有450卷,著名妇女列传313卷,名流名家列传191卷,名儒名贤列传142卷。列传除收有正史本传外,还从稗史、笔记、方志中酌收其他传记资料。
图、表、列传的运用,提高了该书的利用价值。例如明末宋应星的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在清中朝后便成逸书,1929年陶湘曾据日本管生堂本翻刻,但该本附图粗劣简略,失宋氏之真,陶氏即据该书所载临摹重印。列传收录了丰富的古代人物传记资料,使它成为查找人物传记资料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该书尽管在辑录资料上存在一些讹误、脱漏、衍文、妄删、失收等方面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它仍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文献价值。它既可供查检诗文语句、典故出处,又能系统地提供研究某一事物的各种史料,还有辑佚、校勘古籍之功用,因此历来为学者所推重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