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天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风平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里不敢动，一上一下地好像腾云驾雾，头部脑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面包半块，做了一天的废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风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强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烟室里仍不能坐。写此文的时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把皮包放在腿上当桌子用，在狂涛怒浪中缓缓地写着，因明日到科伦坡待寄，而且听说地中海的风浪还要大，也许到那时，通讯不得不暂搁一下。
船自新加坡开行后，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剩了七个。黑色的朋友上来了十几个(印度人)，他们里面的妇女们手上戴了许多金镯，身上挂了不少金链，还要在鼻孔外面的凹处嵌上一粒金制的装饰品。此外都是黄毛的碧眼儿。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荷兰女子，对于中国人表示特别好感，特别喜欢和中国人攀谈。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带有一个帆布的靠椅，预备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写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标志。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来个大块头外国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赶开，说这个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写明的姓名给她看，她不肯服，说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写上自己的姓名!于是引起几个中国人的公愤。我们里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愤激，说“中国人都是做贼的吗?这样的欺侮中国人，我们都不必在国外做人了!这还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齿怒目的神气，好像就要打人似的。还有一位乙君持极端相反的意见，他说：“中国人出门就准备着吃亏的。”又说：“自己不行(指中国)，有何话说!”他主张不必认真计较。当时我刚在吸烟室里写文章，他们都仓皇地跑进来告诉我，我说老太婆如不讲理，可将情形告诉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带了一张椅子，因找不到而误认的话，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来，便明白了。后来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对李君道歉，而且觉得很难为情。听说她原有几分神经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说不管有没有神经病，总是欺侮中国人，于是他仍就狠狠地热血沸腾地对着这个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训，并在背后愤愤地大说乙君的闲话。
中国人到国外易于被人凌辱，却是一件无可为讳的事实。理由很简单，无非是国内军阀官僚们闹得太不像样，国际上处处给人轻视，不但大事吃亏，就是关于在国外的个人的琐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响。例如船上备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国人正在里面洗浴，来了一个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门很急，逼着速让。那种无理取闹的举动，虽限于少数的“死硬”派，无非含有轻视中国人的意味。
不过有的时候也有自己错了而出于神经过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国经商的)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响亮，极平常的话，他都要于大庭广众前大声疾呼。除登台演说外，和一两人或少数人谈话原不必那样卖力，但是这位仁兄不知怎样成了习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非雷鸣不可。这当然易于惹人厌恶，我曾于无人处很和婉地提醒他，请他注意，他“愿安承教”了。但过了一天，故态复萌，有一夜他在房里又哗拉哗拉起来，被对房睡了觉爬起来的一个德国人跑过来办交涉。他事后愤然的说，在自己房里说说话有什么犯法，他觉得这又是选定中国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以来，虽有马占山部及十九路军的昙花一现的暂时的振作，西报上遇有关于中国的漫画，不是画着一个颟顸大汉匍匐呻吟于雄赳赳的日军阀枪刺之下，便是画着前面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拼命狂奔，后面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大踏步赶着，这样的印象，怎能引起什么人的敬重?至于外国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说了。这都是“和外”的妙策遗下的好现象!
到国外每遇着侨胞谈话，他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在外随时随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躏，呼吁无门，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也特别的坚强，就是屡在国外旅行的雷宾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时候和记者长谈，也对此点再三的注意，可见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说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不过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何从说起呢?
这却成为一个先决问题了。
二十二，七，二十三，佛尔第号船上，自科伦坡发。
(《萍踪寄语·初集》)
赏析这是一篇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旅游随笔。这篇随笔有三个特色：
高屋建瓴，扣住时代的主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韬奋受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推动，迅速地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不再把抗日的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把希望寄托于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步步加强侵略面前，“团结御侮，誓雪国耻”，“抗日救亡，复兴民族”，是当时的最紧迫任务。韬奋从时局的需要出发，高屋建瓴，从踏上邮轮开始，就把着眼点放在增强民族意识上。他记下了船上的所见所闻：一位洋太太硬说中国乘客偷了她的躺椅;西人想洗浴，逼中国人速让;以及国外漫画对中国人的轻蔑。韬奋不仅揭出这些中国人受辱的画面，还追溯到根源。那就是：“九·一八”以来，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国内军阀官僚们闹得太不像样;同胞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和外’妙策遗下的好现象!”作者几处写到海外侨胞的呼声，迫切希望祖国振作，走向强盛，否则随时随地要受他族的凌辱蹂躏。韬奋在这里大声疾呼，要高扬民族意识，这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他特别提出，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从何说起呢?在这里，表现出他的见解是何等深刻，一言既出，振聋发聩。韬奋的矛头所向，是十分准确的。
真实可信，强烈的撼人力量。韬奋是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记者的作品首要的是内容要真实可靠，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感，使人读了信服、信任，不产生上当受骗、虚妄不实的感觉。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感染读者、征服读者。《船上的民族意识》，记叙的是作者亲历目击的事实，有名有姓，有过程，有因果，有行动，有思想，每一桩事实都是确凿可信的，都是在众人中发生的，周围的人都是见证人，使你无懈可击，不得不信服事实。韬奋自己说过：“我只得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而认为可靠的，用很诚实的态度写出来。”这里说事实是“可靠的”，写作态度又是“很诚实的”，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力量。强烈的真实感，是一篇旅游随笔获得成功的第一要素。这只有不惜耗费精力，艰苦深入生活的作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平易流畅，生动感人的文风。韬奋一贯主张写作“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提倡把父亲写得和好友“促膝谈心”一样。我们读《船上的民族意识》和他的其他随笔作品，都感到写得明白如话，平易亲切。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艰涩的词句，极少用半文半白的句子。这样一种文风，在30年代的文坛、报坛上，是不多见的。人们极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种平淡无奇的文字很容易写，其实恰恰相反，通俗流畅、平易近人的文风最可贵，非有高深的文字功力难于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只有同人民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丝毫没有斧凿雕琢痕迹的文章来。通读他的作品，在朴质的文字中，又时时可读到俏皮、风趣、富有幽默感的段落，有的已进入到锦言妙句的佳境，给人以美的享受。
落后就要受人欺侮，贫弱必然受制于人。过去如此，如今亦然。读《船上的民族意识》，激励我们奋力加速四化，振兴中华，挑起这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