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西汉刘歆撰。原书7卷,唐末已失传,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严可均等都有辑本,另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窥见原书大略。
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古文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之子,皇族。少时,即以通诗书、能属文知名,得赐黄门郎。历任大夫、都尉、郡守等职。王莽持政委以重任,封红休侯、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是3.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原有集,已失传,明人张溥辑有《刘子骏集》。
西汉成帝河平(前28-前25)中,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可见刘歆所撰《七略》,是在汇集有其父半生校书成果的《别录》基础上,和他本人在对天禄阁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分类编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七略》著录图书六略,38种,630家,13219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的,计有:六艺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收书100家2975篇;诸子略,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10种,收书190家4349篇;诗赋略,下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收书105家1310篇;兵书略,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收书63家1211篇图43卷;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种,收书109家2528卷;方技略,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收书36家868卷。六略之前有辑略,为全书之叙录,诸书之总要。
其分类标准,视各大类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再分易、书、诗、礼等9小类;有的按学术流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再分儒、法、名、墨等10小类;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再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兵书略下再分兵权谋等4小类。
其著录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如:“老莱子十六篇。老莱子,古之寿者。”又“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般著录条目简洁,至多几十字而已,当系刘歆根据其父《别录》中所辑群书叙录的原文撮其指要而成,却又比班固以《七略》为蓝本大加删节后著成的《汉书·艺文志》详细得多了。
可以看出,《七略》是一部严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它产生于1900多年以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比西方目录学之父、德国古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1571年,比《汉书·艺文志》早近30年,成为我国历代编制各种图书分类目录的典范,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七略》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主要有:
1.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的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层层展开,条理清晰,井然有序;类目设置适合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图书就设什么类目,各类目间比较平衡,没有畸轻畸重现象;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一些图书杂乱无章的堆砌。
2.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从方便读者使用考虑,著录项目尽量详细齐全,每部图书不只是简单地著录书名、篇卷数,还著录内容提要,包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此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就分别著录在相关类目之下,以充分揭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3.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采用了全书有总序(辑略),大类有大序(略后序),小类有小序(种后序)和每书有内容提要的方法,来阐述各家学术流派,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同时将百家诸类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这不仅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也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各类专门知识宝库的钥匙,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范文澜曾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