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是我国古代第1部记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政书。唐杜佑撰。是书约在大历元年(766)至六年(771)完成初稿,经长期反复修订,于贞元十七年(801) 定稿,呈献朝廷。北宋时就有刊本,以后各代刻本较多,其中以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现存最古版本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北宋刻本。1980年汲古书院据以影印出版。朝鲜有活字刊本。国内有明嘉靖本、清武英殿《三通》合刻附考证本。现通行的是商务印书馆1939年据乾隆重刻本影印的《十通》合刻附索引本、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点校本。
杜佑 (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 (今陕西西安)人,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十八岁以父荫补济南参军,自此踏上仕途,历事六朝。曾任岭南、淮南节度使,遍历刑、工、金、户及度支各部,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年 (806)封岐国公。史载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为己任”。他少时适值开元、天宝盛世,但其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渐始衰落之时。因久任内外要职,特别是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理财大员,杜佑对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每思有所变革。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杜佑治学,在于经世致治,他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以为施政的张本。此外,他还撰有《理道要诀》、《管氏指略》、《宾佐记》 等。
本书计200卷,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之末,附注兼及肃、代二朝,晚唐有些材料系后人增补。是书分9门; 1、食货 (12卷); 2、选举 (6卷); 3、职官 (22卷); 4、礼 (100卷); 5、乐 (7卷); 6、兵 (15卷); 7、刑 (8卷); 8、州郡 (14卷);9、边防(16卷)。每门之后又分若干子目,共1500余条。如“食货”门下,分田制(上、下),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赋税 (上、中、下),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 (上、下),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等子目。每一子目皆立为事类中心,以便于查阅;资料按朝代顺序排纂,以溯源明流,疏通原委。正文之外,有作者夹注,或释音义,举故典,或补史事,明互见,翔实可证。
《通典》卷帙浩繁,纲领宏大。然纵观其内容,但见层次分明,有较强的逻辑性与内在联系。杜佑认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意为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教化既失去了对象,国家也失掉赋役来源。故而一反历代史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将 《食货》 作为全书之首,而又以 《田制》 作为《食货》首篇,将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关系的变革提到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在《食货》门中,杜佑用大量的户口统计数字,粮价及其他社会经济繁荣景象,生动具体地刻画出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况。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即由盛转衰,杜佑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务农安民的重要性,提出了以“使民地著”为核心的重农思想。《食货》之后是《选举》、《职官》。杜佑认为“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故将此二项列于《礼》、《乐》之先。他提出了从实践中考察和选拔人才的一系列主张,如久任官员,以求熟民情、见政绩;精减官职,简化选法,不专以文章、书判取人等等。《礼》典占了全书近二分之一,详细搜录了魏晋六朝及开元年间仪礼之文,对“礼”的沿革解说尤为繁冗,但内含不少进化论思想。《兵》共有130多个条目,每条先引《孙子》原文一段,再引《李靖兵法》等书,保存了二书中的一些佚文。杜佑论兵,强调内重外轻、强本弱枝,反对轻重倒置,尾大不掉;主张慎选将帅,不求远略,惟求安边。《兵》对兵法的记载颇详,但于兵制沿革很少涉及。杜佑论刑罚,颂轻刑而责苛暴。他认为:“历代盖治时少,罕遇轻刑,乱时多,常遭重典。”他颂扬用轻刑,泽被人心。虽经大乱亦不覆灭; 从而驳斥“治乱世用重典”之论。《州郡》篇依据历代正史等资料,追溯各地区行政建置之演变,避免了断代史偏重本朝的局限性。另外,鉴于历朝大行政区的演变无常,杜佑采用了《禹贡》的九州而稍加变通,作为基本的分区。《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裔传采辑资料,按各地区位置编次,内容着重边防作用。
历代史家对 《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包罗丰富,是史学上的一座丰碑。今日观之,《通典》的价值似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首先,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 《史记》创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沿袭。然志书均断代为之,缺乏古今会通之意,故欲纵观各种制度的沿革损益甚不便利。杜佑适应时势之需,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借鉴刘秩《政典》的经验,撰成《通典》一书,创典志体史书之先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诚如梁启超所言: “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 《通典》也。”另一方面,杜佑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它不但可补正文之不足,且指出了材料出处,极便稽考。其次,《通典》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便于学者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据粗略统计,《通典》引书至少有248种,在其所引典籍中,有些已失传,故是书向为辑佚家所推崇。第三,杜佑在《通典》中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作为一部首创的巨作,难免有失当、偏颇之处。从编纂形式上说,马端临《文献通考 ·自序》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如 《礼》典过于繁冗,从全书体例看,其占据百卷显属失当。《兵》篇,单言兵法,少谈兵制,看不出兵制的变化。另外,《通典》 文采稍逊,与 《史记》相较,更是瞠乎其后。
《通典》问世后,学人纷纷踵作,编撰了不少类似的典章史专书。宋白有 《续通典》、魏了翁有 《国朝(宋) 通典》,惜已亡佚。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 即依《通典》体例,增广门类而成。郑樵 《通志》“二十略”亦依 《通典》而作。到清朝,形成了以 《十通》为核心的典志体群书。《通典》的文字标点、校勘工作,近年已由王文锦等完成,书已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