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作。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近人唐兰先生考证为《黄帝四经》。全书由四篇组成,共一万一千余字。作者不详。近人龙晦先生从《黄帝四经》(以下简称《四经》)中所引用的楚言、楚谚,与《管子》、《国语·越语》和《淮南子》的关系以及它与《淮南子》的押韵情况,详尽地对《四经》进行了考证,认为作者是西楚淮南人。《四经》出土后,唐兰先生与龙晦先生都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四经》为战国中期作品,即成书于前四世纪末或前三世纪初。
古佚书《四经》,全部用韵文写成,全书由《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组成,其重点是讲治国安民之术,突出的是政治理论。
《经法》是四篇佚书的第一篇,作为全书的总纲。全篇共分九小段,主要讲的是治国必须依靠法治。第一小段《道法》则又是《经法》篇的总论和概括。主要讲述“道生法”和以法制国的理论。“道”为黄老哲学上的专有名词,指宇宙构成与发展变化的实体与动力。“法”是指法律制度。“道生法”即法令制度由这个最高的存在——“道”产生的,使法令制度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即所谓“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口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便是“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的理论依据。以后的各段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论述的。
第二段《国次》:主要讲施政、治国必须态度严谨,国家才能稳固和兴旺,不固执己见,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自然的“度”来办事,便能获得“天功”,坚持反对“过极失当”的极端政策。
第三段《君正》:主要讲执政必须“从其俗”、“用其德”,方能“知民则”、“民则力”、“民有得”。但对于破坏制度的,在法律面前,“罪杀不赦”。要举生伐死,文武并行,天下才能宾服。
第四段《六分》:主要讲君臣之道。观国观主,观家观父。君主必须懂得南面之术,不沉湎于田猎酒色,能驾御群臣,臣子必须忠诚老实,一心服侍臣主,“不敢蔽其君”。只有“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
第五段《四度》:主要论述施政度量分界的四个原则。“四度”是指君臣不得易位;贤与不贤不能并位;动静有时;生杀有度。这是四条施政原则。违背“四度”,就会“失本”、“失职”、“失天”、“失人”。这就是叛逆、动乱、背时、暴乱产生的原因。所以说,“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
第六段《论》:讲君主应该根据自然规律以法天则地,循名责实。顺四时之度,应动静之变来制定自己的统治策略。掌握“六枋”,“六枋备则王矣”;审察“三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以此来治国,就会“有国将昌,当罪先亡。”
第七段《亡论》:阐述国危、君灭的道理。
第八段《论约》:讲述人事“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要符合天地四时之自然法则。即“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这样便“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
第九段《名理》:这是全篇的总结。主要论述“道”的本质和功能。“道者,神明之原也。”其特征是“有物始口,建于地而溢于天,莫见其形,大盈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重柔者吉,重刚则灭。”
《十六经》是古佚书的第二篇。主要论述政治、军事方略。共分十五小段。这篇是以黄帝君臣对话的形式来叙述其主要思想的。
《立口》:主要论述黄帝必体天地之德,心虚静自守,才能成名于人。黄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受命于天”、“定位于地”的缘故。
《观》:讲黄帝命令大臣吸取四方的经验,按照事物“盛而衰,极而反”的规律,上察天道,下视民情,而后“布制建极”,制定好完整的治国策略。
《五正》:以黄帝和大臣阉冉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布施五政,如何止始的问题。指出“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有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的道理。其中还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的观点。
《果童》以大臣果童名作为本篇的题名。用黄帝与果童对话的形式,提出人不分高低贵贱的思想。
《正乱》是黄帝的大臣力黑、高阳,与太山之稽的对话。通过对黄帝与蚩尤六十次战争的分析,总结出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方能克敌制胜。
《姓争》:叙述黄帝之臣高阳与力黑的对话。主要谈到“静”与“争”、“刑”与“德”的关系。主张发挥各自的功效,采用静动相辅,刑隐德显相互配合的办法治理国家。
《雌雄节》:雌雄节,这是古代关于治道的两种基本态度。主张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柔弱以静,以柔克刚的为人处事哲学。
《兵客》:主要讲述用兵作战必须因天时,因地利,因人力,才能作出正确决断。“三遂务从,兵有成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此用兵作战必须符合天道。
《成法》:是黄帝与大臣力黑的对话。提出要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思想。
《三禁》:主要阐述行事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指出“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的三禁原则。这是国家兴盛的保障。反之要受到上仓的惩罚。
《本伐》:指出挑起战争的三个原因:“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各种战争其结果各有不同,只有义战,方能取胜。
《前道》:指出治国必须以道作为前导、唯道是行的思想。只有“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方能国富民强。
《行守》:讲为人处世应该遵守的法则:不搞阴谋,不持雄节,心表如一,戒骄戒躁。同时指出“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得而勿以。”的用人方针。
《顺道》:讲战争中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单视不敢,明势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穹而因之”的方法,麻痹敌人,以智取胜。
最后一段无题名,主要讲道家清静无为的本质。提出“刑恒自定,是我俞静。事恒自㐌,是我无为”的观点。
第三篇《称》,此篇不分小段,主要讲统治策略的“度”和“极”的。指出行事要有准则,治国要有仪表法制,这就是“度”。君主的行为要合于天时地利,顺乎民心,“毋失天极,廏数而止”。这就是“极”。主张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不走极端,物极必反的作法。
第四篇《道原》:主要讲的是宇宙观。此篇不分小段。集中论述了“道”的本质、性质和功能。指出道是无名无形,无为而无不为的。其中有一主要思想即强调统一,提出只有黄帝这样伟大的人物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大事业。
“道”是《四经》的理论基础。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和渗透着“道”的思想,体现“道”的功能和作用。全书层次清楚,主旨明确,对我们重新认识“黄老”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西汉前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四经》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为其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否定了自殷周以来以“天命”、“鬼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观念,代之以“道”为人类、宇宙的最高本质,应该认为这是人类认识上的深化和进步。
《四经》是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佚书,一九七四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线装书),一九七五年,唐兰先生在《考古学报》第一期对上述释文进行了修订。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题为《经法》的注释文本。一九八九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明光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一书,也对《四经》作了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