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总集。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创造的新诗体。宋玉、贾谊等用这种诗体进行过创作,前汉刘向集屈原的全部作品及后人受屈原影响用屈原诗体创作的诗歌,名之为“楚辞”,是这种诗体被称为“楚辞”的开始。刘向所辑《楚辞》,包括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宋玉的《九辩》、《招魂》,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及刘向自己所作《九叹》共十六种作品,分为十六卷。其中《招魂》,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王逸认为是宋玉所作。《渔夫》王逸认为“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一般认为不宜算在屈原作品之内。《远游》、《卜居》及《九章》中的《忆往昔》、《悲回风》等也有人疑为后人伪托屈原之作,现在没有确考。汉代称“楚辞”为“辞赋”,实际上很不恰当,因为“楚辞”是诗歌,而“辞赋”是有韵的散文。后人因“离骚”为楚辞的代表作而称楚辞为“骚”,如同以“风”代称《诗经》一样。“风骚”即是对《楚辞》和《诗经》的并称。
楚辞的产生有很多因素。春秋以来,楚国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楚地文化,其宗教、艺术、风俗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使得《楚辞》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色彩。同时由于楚地与北方的频繁交往,也吸收了中原文化。在形式上,民歌给楚辞以重要的影响。《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产生于楚国境内,如《子文歌》、《楚人歌》、《沧浪歌》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辞每隔一句末尾用“兮”字做为语助词,后来便成了《楚辞》的主要语言形式。但《楚辞》的直接来源,应该算是楚国民间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地民间祭祀的歌曲。《离骚》的巫咸诸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运用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可说明《楚辞》是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楚辞》中运用了很多地方方言,如“羌”、“侘傺”等,可见方言对“楚辞”的影响。《楚辞》中许多篇章中都有的“乱”辞,以及一些“倡”和“少歌”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也可见音乐对《楚辞》的影响。
《楚辞》最重要作家屈原,名平,字原,在《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约生于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卒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年)。战时楚国人。他出身楚国贵族,官至左徒,曾是楚国重臣。他熟悉政治,善为外交辞令,得楚怀王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主张联齐抗秦,与上官大夫靳尚等人有分歧,后为靳尚谗诬,为怀王疏远,后又被东迁之于陵阳。顷襄王继位,屈原又遭流放于夏浦,后自沉汨罗江而死。其代表作《离骚》同时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它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全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回溯诗人历史,后一部分描写诗人对未来的探索。内容贯穿着对个人身世的悲叹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作品想象驰骋,语言瑰丽,回旋于天与地、现实与幻想之间,充满了神话色彩。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九章》包括九篇诗歌,反映了诗人两次被逐的经历和悲苦心境。《天问》是一篇奇文,作者对自然现象与古往今来的社会事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九歌》共十一篇。“九歌”本是楚地民间祀神乐歌,“九”并非代表数量。前十篇每篇各主祀一神,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
宋玉,战国时楚国人,是继屈原后最优秀的“楚辞”作家。其代表作《九辩》是公认的悲秋诗之祖。
《楚辞》给后代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它开辟了中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它和开辟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诗经》一起,给予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有益的滋养。淮南王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说“蝉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宋景文公说“离骚者,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刘向辑《楚辞》以后,《楚辞》注本很多,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蒋《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近现代有闻一多《楚辞校补》、游国恩《离骚纂义》、姜亮夫《楚辞通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