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二卷。清李塨撰。成书年代待考。(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该书按《论语》二十篇顺序,分上下两部,以解释撰者所著《论语传注》一书,并说明其与朱熹《四书集注》的区别之处,指出朱熹注释《论语》时在考订、训诂及义理阐发等方面的谬误,并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撰者以为宋儒所说的“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生两仪为理生气”,实际是源于道家的“道气天地”的说法,而这与古代圣人及其经书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古代经书,如《易》、《中庸》、《孟子》等等所说的“道”,是个虚字,但同时又和各种事联系在一起,是阴阳、刚柔、仁义的道名,不在阴阳、仁义等之前。古经谈到“理”的地方就很少了,如《中庸》所说的“文理”和《孟子》所说的“条理”是一回事,都说是事物中的秩序,是“理见于事。由此可见,像宋儒辈将“理”与“气”、“事”分开,以理代道,将理放在阴阳、刚柔等之前的说法是错误的。又如朱熹所说“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是将理作为单独的规律,放在事之上。撰者认为,理只是虚字,它不能为物。只有事才有条理,而理即在事中,离开了事物怎么会成其为理呢?
借此,撰者批评宋儒的空疏之论。以为宋儒所讲的“主敬”,实际上等于“主静”,和古经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先是《太极图说》谈“主静立人极”,后杨龟山、李延平主张静坐而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朱熹则将其看视“坐禅入定”,这虽然是古圣贤所不曾论及的,不合古圣贤意。同时,程朱后学极力诋毁陆、王派的“顿悟为禅”,实际上两者区别是程朱好诵读、重惺觉,因而主张渐悟;而陆王轻诵读、专惺觉,因而主张顿悟。相比之下,程朱一派更强调禅的“悟”法,并非只陆王一派涉于释禅。当然《论语》也讲“先觉”,但它是“应事接物”的,和宋明理学的“悟”是天渊之别的。宋儒的空疏之论由此便卑视“事功”。另外,撰者又批评自宋明以来的“专以记诵辞章为学”,以为春秋时并没有这种弊习,“孔子学在识大识小,孔文子好学而能治宾客,子产有学曰博物”,因此当时无论君子小人,都学习礼乐各物,不像今人那样只是俯首穷经以为学。在行与学的关系上,可以说“行自学入”,而不可以为“行即为学”,如果行即为学,则等于没有学,是一种“冥行”。
该书有民国四存学会《颜李丛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