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性史书。十卷。唐吴兢撰。书约成于唐开元八、九年(720—721年)。
吴兢,生于唐咸亨元年(670年),卒于唐天宝八年(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中宗时,任右补阙。玄宗时,升任谏议大夫等官,不久又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他著述很多,有《梁史》十卷、《陈史》十卷、《齐史》十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春秋》三十卷,《太宗勋史》一卷,《中宗实录》二十卷,与刘知几合写《唐高宗实录》十九卷和《则天实录》二十卷等,惜均已散佚,《贞观政要》是其仅存的一部著作,是他在任史官期间(705年至721年)逐渐积累材料写成的。则天去世后,唐朝开始出现危机,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借歌颂唐太宗时代的德政,告诫后世君王要择善从之,以利其长治久安。
《贞观政要》的体例和叙事方法类似《尚书》、《国语》、《战国策》,全书基本上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至649年),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褚遂良、虞世南、温彦博、刘洎、马周、戴胄、孔颖达、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位大臣的主要问答,也有大臣的争议和劝谏奏疏,同时还记述了政治、经济上的一些重大措施。但是,该书虽记载史实,并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纂,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经验的角度出发,将上述问答、奏疏、政策措施按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内容排列,突出了政论色彩。
《贞观政要》篇幅不大,只有八万多字,但内容十分广泛,对唐太宗君臣治国安邦的经验做了全面总结。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君主的自身修养和作风:君主个人的品德才智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砝码。唐太宗君臣十分重视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为人之君首先要心存百姓。卷一论君道唐太宗就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充饥,腹饱而身死。要使天下太平,君主必先正其身。君主要“清心寡欲”、“求谏纳谏”,这是对君主个人修养和作风的必然要求。唐太宗正是以此克己自励,贞观元年唐太宗欲造宫殿,但忆及秦始皇大兴土木的教训,而放弃了这种想法。卷二论求谏,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唐太宗求谏纳谏的言行,大至军国大计、施政方针、小至日常生活、兴趣爱好,都有臣下规谏,而且大小官员、皇后、皇子都敢于进谏,甚至唐太宗发怒之时,魏征也敢面折廷争。
(二)选拔和任用官员。《贞观政要》的论择官、论任贤、崇儒学等许多篇章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如卷二论任贤,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等八人如何被唐太宗赏识重用,以此说明太宗知人善任。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任用官员的原则是“量材授职、务省官员”。官员必须才行兼备,要克己俭约,不能贪鄙,唐太宗告诫臣下要“履忠正,蹈公清”,此外,还用法律规定官员的行为,卷八论刑法记载了唐太宗公平执法,官员依法办事的言行。
(三)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卷八论务农记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以人为本而人以食为本,其关键在于不误农时,因此,人君不要滥用民力,耽误农时。贞观十六年,天下粮食丰足,粟价一般五钱一斗,太宗为此十分高兴,他总结说:“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役,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宫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
(四)规谏太子以确保江山永固。唐太宗熟知历史,他深知“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对皇子皇孙们的教诲。规谏太子诸王、规谏太子、君臣鉴戒等篇中,论述了唐太宗“严教子弟”的言行。唐太宗针对子弟们少居富贵不知人间疾苦的弱点,要求师保辅导们要常为他们“说百姓间利害事”。因原太子骄奢淫逸,被废为庶人,重立李治为太子。太宗除了告诫太子节奢欲、重农业、爱民力外,还鼓励朝臣谏教太子。临死前,唐太宗还亲撰《帝范》十二篇赐太子,总结自己的施政经验教诲太子,可谓用心良苦。
总之,《贞观政要》把唐太宗贞观年间励精图治、繁荣向上的局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称颂当时,无盗贼行于世,监狱常空,马牛遍布田野,外出不闭户。君王有任贤纳谏的美德,臣子有辅君进谏的忠心,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书中虽称颂唐太宗,但对唐太宗晚年生活奢靡、放纵的劣迹,吴兢亦直书不讳。如第十卷《论慎终》篇,把魏征在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不克终疏》全文刊载,在这篇奏疏中,魏徵用对比的写法,将唐太宗晚年政治上意气衰退、生活放纵奢靡的变化一一加以列举。
书中讹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如卷一《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太宗主持辩论“理政得失”,魏征认为“乱后易教”,封德彝反对,而此时封德彝已死。此书所记太宗事迹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也有牴牾之处,如新旧唐书载太宗作《威风赋》赐长孙无忌,而此书作赐房玄龄。《资治通鉴》载皇甫德参上书赐绢二十四匹,拜监察御史,而此书作赐帛二十段;贞观初放宫人,是由于李百东之奏,而此书则说是太宗独自决定的。
唐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该书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料,而且书中所记唐太宗事迹,比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更为详尽,是研究唐初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因书中多论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治世之道,且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很受唐朝及以后各朝统治者的重视,九世纪以后日本的皇家、幕府也十分重视此书,多次作为讲用教材使用。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此书刊行广泛,版本很多。中国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王氏勤有堂刻本;日本最早的是长庆五年(1600年)活字刊本。元代戈直根据各种古本,加以校勘、注释和按语,重新整理,并集唐宋名家儒臣柳芳、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论断附于篇末,刊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这是第一次整理本,即戈本。明成化元年刊刻戈直集解本流传到今,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元戈直注明成化本加以校点刊行,删去了名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