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纪》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编译的一部欧洲战争史。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由中华印务总局活字板排印,共14卷,后又重版,增补6卷。李光廷因其文字冗长,曾整理删削刊有 《普法战纪辑要》。
王韬 (1828—1897),原名利宾,瀚、懒今,1862年后改名韬,字紫诠,仲弢,自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等,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一个塾师之家,自幼受传统儒家教育,1849年到沪受聘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所时13年,与外国传教士合作译书数种。1862年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而受清廷通缉,亡命香港期间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诗经》、《春秋》、《左传》。1867年赴英译书。1874年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1879年东游日本,1884年受聘任格致书院掌院,兼《申报》编纂主任。毕生著译达40余种,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淞隐漫录》、《瀛壖杂志》、《瓮牖余谈》、《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等,编译有《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法国志略》、《俄志》、《美志》等。
《普法战纪》是王韬在同治十年(1871)完成《法国志略》后,根据张宗良口译资料以及何玉群、梅自仙、陈蔼廷等译述的文献,以及各种日报所载资料,“荟萃贯串、次第前后、削伪去冗、甄繁录要”,依时间先后汇编而成的。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普鲁士帝国与法国之间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议和和善后事宜,还分析了战争胜败原因及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预测。为了让读者对普法战争爆发的背景经过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不惜篇幅详载法国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发孚 (今译法夫尔)、爹亚(今译梯也尔)、普鲁士首相俾思麦、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这些“矫矫不群者”的事迹。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称此书“虽仅载二国之事,而他国之合纵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山川地理,民俗风气,政治制度,亦无不备载,“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此为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书中还注意区分 “君为主”、“民为主”和“君民共为主”这三类政体,并准确地指出君为主的俄罗斯、普鲁士称帝,西语曰 “恩伯腊” (即Emperor),民为主者称总统,西语曰 “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君民共为主者称王,西语曰 “京”(即King),这种译名方法影响深远。书中还第一次翻译了法国著名的《马赛曲》,堪称汉译法文诗最早的一首。该书还体现了王韬欲以“人事”来应天变的思想。他认为法国之败是由于忽略了历史的趋势,忽略了普鲁士的兴起和本国的衰弱,但是失败可以成为转败为胜的关键,只要法人能 “准天道而权诸人事”。由此可见,王韬在编译这部战争史的过程中,心中始终想着中国的变革。
此书完稿后未及马上付印,但“钞本流传,南北殆遍”,知识界争相颂读,耳目为之一新。当时的洋务官僚、封建士大夫和维新派人士都很重视此书。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认为其“识议宏远”,是一“佳士”,丁日昌则称其“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长。”陈桂士在《普法战纪序》中讲: “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20年后,梁启超在 《西学书目表》中专门列入此书,在 《读西方书法》一文中把此书作为“皆足观”的纪事本末体外国史,列为学习西学的必读书之一。该书在日本之影响不亚于在中国。日本知识界对王韬《普法战纪》钦慕不已,与明末的朱舜水相提并论。清光绪四年(1878)日本有陆军文库翻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有山田荣造校勘的大阪修道馆本,汪向荣《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一文认为此书在日本翻刻、训点出版汉译西洋文化书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方面借助中国汉译本而吸收西洋文化的翻刻本中的最后一种。日本学者冈千仞在跋王韬 《扶桑游记》中称: 《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王紫诠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之伟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