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1部纪传体的通史。西汉司马迁撰。原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称为 《史记》。主要版本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 《二十一史本》; 毛晋汲古阁刻的 《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同治时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点校本。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 (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20岁后游览天下,足迹遍布今天的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初任郎中,元封元年(前108)袭父司马谈之职为太史令。太初年间,参与历法改革及制定太初历。尔后继父志着手撰写《史记》。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被汉武帝打入大狱,受腐刑。出狱后出任中书令,发愤著述,以顽强的意志写完了 《史记》。汉宣帝时,此书由他外孙杨恽传布。
本书130卷,约52万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止汉武帝元狩元年 (前122)。记载约3000年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及风俗等多方面。本书采用了一套新的体例,以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 (含自序一篇) 结为框架。
本纪:记载先秦史的有5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均以各朝君主次序阐述始终;记载秦汉史的有7篇,依次为秦始皇嬴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吕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本纪的记事形式采用编年体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本部分实为全书的总纲。表:以表格形式记录帝王、诸侯、功臣、将相等社会要人的世系、爵位及主要事迹。其中3表记先秦人物,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 7表记秦汉人物,如《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本表记远事用世表,记近事用年表,记朝代衔接之事用月表。诸表经纬分明,各具特色,有年经而国纬,有国经而年纬,有年经而职纬。表可和本纪相对应,互为印证。书:是各种重要制度及问题的分类记载,每一门都作了系统的源流论述。《礼书》讲礼仪、人生修养及社会等级观念;《乐书》论音乐与治国的关系;《律书》道五音六律及军事、刑法;《历书》记历法;《天官书》载天文资料;《封禅书》录历代君主在泰山等地祭祀天地诸神的活动,兼及山川形势;《河渠书》述天下主要河流及水利工程;《平准书》记盐铁政策钱币制度及粮食、商业问题。世家:记载对象是在政治、文化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包括西周、春秋、战国的诸侯,西汉前期的将相、功臣、诸侯、宗室、外戚,儒家创始人孔子,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等,体例有的类似本纪,如诸侯部分;有的接近列传,如萧何等人物部分。列传:54篇,记载历史上各种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及事迹,如管仲、老子、韩非、商鞅、苏秦、孟子、吕不韦、李斯、韩信、叔孙通、贾谊、霍去病、司马相如等,讲述他们的生活背景及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其有专记一人的单传,如《伯夷列传》;有两人一篇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有多人一篇的众传,如《仲尼弟子列传》。9篇为类传,即将某种相同社会阶层、职业的特殊人物聚为一传,题目分别是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每一篇都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六篇记述了少数民族及邻国历史,其名目分别是匈奴、南越、朝鲜、西南夷、大宛。自序是列传中最后一篇,全名是《太史公自序》,作者自述了他自己的身世及事迹,撰书的宗旨、写书的过程、以及全书的篇目等。在全书的各篇中,作者加了一些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均以“太史公曰”字样标明。
由于司马迁死后,本书没有得到及时的流传,其中《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等10篇亡佚或散失不全。西汉元成间的博士褚少孙对此作了部分补缺工作,其余一些篇章则由后人补缀重写,故今书并非全部是司马迁的手笔。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取材广泛,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历史的各个角度。究其原因,一方面作者是掌管皇家图籍的太史令,因而能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和国家档案,以及《国语》、《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与诸子百家的著作。二方面是他注重实地考察历史遗迹,收集民间传说,访问写作对象。他曾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游侠列传》); 又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特点之二是作者治史态度严谨细致,所用的材料均经过认真的比较鉴定,以此去伪存真,沙汰了不少的无稽之谈。他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对存疑的问题,或宁缺勿滥,或兼采各说,在处理老子的年龄、姓名、籍贯上,即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特点之三是作者坚持史家直笔原则,比较公正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地揭露了许多社会弊病,而没有一味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如他认为陈胜应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在《高帝本纪》中,他刻划了本朝开国君主刘邦的奸诈伎俩。对酷吏现象,他认为其根源在于君主的需要。“其好杀伐行威,不爱 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酷吏列传》)特点之四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作者悟出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地位,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巨商“财富可以埒王侯,业大可以比封君。”由此开创了用经济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的先河。司马迁高超的史笔,是有口皆碑的。班固说:“刘向、扬雄博极君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此外,《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文风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对人物的刻划及事情的描绘均入木三分,令读者如见其人,身临其境,对后世的许多文学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正史体裁,对史学界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除此后的正史从 《汉书》到 《明史》屡相仿效外,东亚各国如日本的《大日本史》、朝鲜的《高丽史》、越南的《大越史纪》等史著也明显地接受了这种体裁。
《史记》问世之后,受到了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对它的研究经久不息。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在考证、释义、注音、引史等多方面皆有建树,人们合称为三家注,在北宋时被合为一编。另外,宋周密的 《齐东野语》,明焦竑的《焦氏笔乘》,清王懋竑的《白田存稿》,均对《史记》有独到的批评心得。清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三人侧重校补考订,其成果分见于《廿二史考异》、《史记志疑》、《读书杂志》。清季郭嵩焘所著的 《史记札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有《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继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二书资料丰富,颇为核详。今人陈直着重用考古资料作 《史记新证》,角度甚为新颖。在索引方面民国时哈佛燕京学社编写了《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77出版了 《史记人名索引》。均有助于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