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注》是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清段玉裁(见“六书音均表”)撰,成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刊刻于嘉庆二十年 (1815)。其常见的版本有 《丛书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本书共15卷,内容十分丰富,成就也特别大,被学术界称之为《说文解字》研究之巨擘,特色有四:第一,精审的校勘考订,使《说文》传体中的许多讹误得到了纠正,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说文》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版本依据。因为《说文》自唐宋以来,便不断被人窜易或为传写者抄漏颠倒。五代宋初时虽有徐铉、徐锴二人对《说文》进行过一番校订与研究,但问题仍然不少,且二徐之说本自有殊异。故段氏一方面参考不失许书之旧的小徐本,另一方面又据 《尔雅音义》、《玉篇》、《韵会》、《太平御览》等书,对大徐本详加校勘,改订了许多地方。如大徐本《足部》:“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段注则依《玉篇》改订为: “足,人之足也。在体下,从口、止。”又如大徐本 《⊥部》: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篆文⊥。”段注改为:“=,高也,此古文⊥,指事也。 ……,篆文上。”其理由是: “古文上作=,故 ‘帝’ 下、‘旁’ 下、‘示’ 下皆云 ‘从古文上’,可以证古本作=,篆作⊥。各本误以⊥为古文,则不得不改篆文之上为,而用上为部首,使下文从 ‘=’ 之字皆无所统,“示”次于 “二”之旨亦晦矣。 今正⊥为=、为⊥, 观者勿疑怪可也。 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小篆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诸如此类的考订,书中很多,历来学者咸称其精审。清王筠在其《说文句读·序》中说:“苟非段茂堂氏力辟榛芜,与许君心心相印,天下亦安知所谓《说文》哉!”第二,对《说文》的体例详加阐发,使 《说文》固有体例得以昭彰与条理化。关于分部方面,如 《说文》“一部”说:“凡一之属皆从一。”并进一步阐发道: “凡云 ‘凡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关于说解方面,如 《说文》“元”字解说: “元,始也,从一。兀声。”本书阐发道: “凡言 ‘从某,某声’ 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已下,义书也; 《声类》已下,音书也; 《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 ‘始也’、‘颠也’ 是;次释其形,若 ‘从某,某声’ 是; 次释其音,若 ‘某声’及 ‘读若某’ 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关于声训方面,如 《说文》“天”字释为 “天,颠也。”本书阐发说: “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 ‘门,闻也’,‘户,护也’、‘尾,微也’、‘发,拔也’,皆此例。”关于“古籀”、“读若”等方面,本书也多有阐发,且总结归纳出不少规律来。第三,对词义的研究很有成就,为历来的 《说文》研究者推崇。如《说文》“道”字的解说是 “所行道也。”本书则推阐说: “道之引伸为 ‘道理’,亦为 ‘引道’。”从而突破了 《说文》只讲本义而不及引申义、假借义的樊篱,使多义词的主要意义都有着落。再如《说文》“牙”字解为 “壮齿也”。本书解释说: “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当前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则是对于同义词的辨析。至于对音译外来词、连词的解说,也颇多创见。第四,善于运用音韵学原理对《说文》中的字(词)义作声音上的系联通解,并系统地以古音十七部统摄《说文》九千余字,使《说文》中的许多难通之处触之冰释。因此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中高度评价说; “《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 《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当然,本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如没有充分根据而擅改《说文》、拘泥小篆字式而附会作解、谈字形时有穿凿等。
本书在清代《说文》研究诸家中成就最大,因此最受世人瞩目,但也因之而在学术界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自本书刊行后,清代学者起而研究《说文》并订补本书者就有几十家之众,著名的有徐承庆的《说文解字匡谬》八卷,匡段之谬有十五处;钮树玉的《说文段注订》八卷,订段之弊有六个方面。其他还有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的 《说文解字段注考正》、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龚氏的《说文段注札记》、徐氏的《说文段注札记》、桂氏的《说文段注钞及补钞》、邹伯奇的 《读段注说文札记》、王念孙的 《说文段注签记》、朱骏声的 《说文段注拈误》等,都是清代研究本书与订补本书的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