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是一部记载晚清湘军的纪事本末体志书。王闿运撰。清光绪七年(1881)成都尊经书院初刻。有光绪十一年长沙斠微斋刊本; 光绪十二年虞山鲍氏以《湘军水陆战记》为题,在上海刊行的石印本等。1983年湖南岳麓书社将该书与《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合集,列为 “湘军史专刊” 的一种出版。
王闿运 (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清咸丰年间中举人。早年先后受山东巡抚崇恩、户部尚书肃顺聘为家塾教师。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因论事多不合而离去。复应四川总督丁宝桢延请,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归乡后为长沙恩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清末授翰林院检讨。民国初年任清史馆馆长。在学术上崇尚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诗文摹拟汉、魏、六朝,为拟古派所推重。所著除经、子笺注外,有 《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编有 《八代诗选》等,门人辑其著述为 《湘绮楼全书》。
《湘军志》始撰自光绪三年五月,成书于光绪七年闰七月。共16篇 。约9余万字。采纪事本末体裁,分别以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为目。详细叙述了湘军自咸丰三年(1853)由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成军,先后在湘、鄂、赣、浙、皖、苏等地对太平军作战,在川、陕镇压李永和、蓝大顺起义以及扶王陈得才所部太平军,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在皖、鄂、豫、鲁、苏等地追剿捻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封建军阀武装的历史过程。对湘军的营制、饷制,以及曾国藩治军任将的特点等,也有专门记载。书中渲染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湖南防守篇第一》),对曾国藩以及骆秉章、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统帅湘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所谓“炳炳麟麟”的“业绩”给予充分肯定。
王闿运在编撰《湘军志》时,强调“怀私,文必不能工”(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八十二),主张依据史实,秉笔直书,为有德之言,并在书中对湘军在靖港、湖口、祁门的三次败绩作了如实的记述;对湘军将领的骄纵,军纪的败坏,有所披露;对左宗棠、沈葆桢等人讥刺贬鄙湘军的言论,也予以收录。
全书行文“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趣,留深刻之印象”(徐一士《一士类稿》)。在史料的选择上,王闿运主张“私论官书,均当兼采”(《湘绮楼尺牍》),为研究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少数民族反清起义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和有价值的史料。但由于成书较早,书中对于湘军后期的历史缺乏记载,在史实的叙述以及材料的处置方面也不无可议之处。
书成后,王闿运“甚为得意”(《湘绮楼日记》),在复陈深之信中称: “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湘绮府君年谱》),自视该书超出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 《后汉书》。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推许该书“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指司马迁)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 ( 《读古文辞类纂》卷28)。近人徐一士也称道,“闿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 《一士类稿》,《王闿运与〈湘军志〉》)。
由于书中 “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 (湘军) 将帅”,“或涉讽刺,或近揶揄”( 《一士类稿》),对于曾国荃讥评尤甚,《湘军志》在成都刊行后,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领即群起而攻之,王闿运曾被迫将原版销毁。曾国荃斥该书为 “谤书”,并嘱幕僚王定安别撰《湘军记》20卷,隐为抗辩,于光绪十五年由江南书局刊行。郭嵩焘、郭昆焘兄弟在校阅《湘军志》时,于书中加眉批达百数十条,评议其得失。1916年,郭昆焘之孙郭振墉将这些眉批加以辑录,复取官书私著为之笺证,按原书篇序编次成《湘军志平议》1册,对原书观点及叙事评略等均有辩驳,于其史实讹误处亦有所补正。王闿运的同乡朱德裳鉴于《湘军志》未及记述湘军后期的历史,曾补叙左宗棠统率湘军用兵陕甘、新疆,镇压回民起义,抗击阿古柏入侵者的史实,编撰成《续湘军志》4卷(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