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集》是欧阳修著作的全集。南宋庆元、绍熙间由周必大主持编定。参与校勘的有孙谦益、丁朝佐、胡柯、罗泌等,皆一时之选。这个全集本对流传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的欧集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调整次第,除重删复,考证真伪,辑录佚文,收罗广备而又考校精审,在后世流传极广,一再翻刻。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原刻本三部残本;元刊本由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出版,最为易得。明清屡加翻刻,除乾隆十一年祠堂刻本无校记(此本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出版)外,诸本差异不大。据《鹤山大全集》卷54《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记载,南宋裴梦得曾为欧阳修手定的《居士集》中的诗做过注解,惜早已亡佚。至今还没有欧集完整的注本问世。陈新、杜维沫选注的《欧阳修选集》,对部分诗、文、词做了比较详尽的注释,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现有的选本中成就最高。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 (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从真宗天圣八年 (1030) 入仕,至神宗熙宁4年(1071)致仕,一生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早年曾因赞助和参与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而两度遭贬外放。景祐三年(1036)贬夷陵,四年后还朝。庆历五年(1045)贬滁州,转徙扬州、颍州、南京,仁宗至和初还开封,任翰林学士。仁宗朝后期不断升迁,位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居相位近10年。熙宁四年(1071)致仕颍州,一年后卒于汝阴。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欧阳修不仅是政治家,文学、经学、史学乃至金石考古上的造诣都很深厚。在文学上,他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嘉祐二年(1057)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时,他排斥浮艳堆砌的时文,而提倡古文,奠定了诗文革新的基础。史学上,在朝为官期间,他还参与编写《崇文总目》,修撰了《五代史记》、《新唐书》本纪表志部分。他一生著作丰富,创作了大量诗词散文,在诗话评论、笔记、金石考古等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践。
《欧阳文忠公集》(下简称《全集》)共153卷,分11部分: 《居士集》50卷; 《外集》25卷; 《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奏议集》18卷;《杂著述》19卷;《集古录跋尾》 10卷,《书简》10卷; 《附录》5卷。其中《居士集》、《外集》、《杂著述》是诗文词合集,内容比较驳杂。从篇目上看,《居士集》和《外集》有重出,但内容不尽相同,《外集》所收多为考订前的初稿文字。
全书之前有胡柯所编《欧阳文忠年谱》与《附录》中韩琦、苏轼等人所写的祭文,吴充所撰行状,以及从《神宗实录》、《重修实录》、《神宗旧史》、《四朝国史》中摘出的本传,以及事迹等文章,为研究欧阳修的生平、成就提供了补充资料。
《全集》全面收录了欧阳修的诗、文、词。文的数量最多,有单篇之文,也有连缀成集的专著。文章从内容上包括: ①居官时所上奏议及代皇帝拟写的制诰之词。奏议收录于《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及《杂著述》中的《河东奉使奏草》上下,《河北奉使奏草》上下,《奏事录》、《濮议》。《内制集》、《外制集》及《居士集》中的 “诏册”。②碑铭、墓志、行状、祭文等。《居士集》有21卷之多,占全集一半,《外集》有3卷。欧阳修居官显要,德隆望尊,且喜广结门生师友,故此类文章创作极多。③书简、序记、题跋。《全集》中有《书简》10卷,《居士集》、《外集》中也有大量这类文章。④经义、杂论、策问。《居士集》、《外集》各有经旨1卷,《居士集》有杂说6篇,杂论2卷,策问1卷;《外集》有论辨1卷,论策1卷。⑤赋、辞、颂、赞、章。《居士集》有赋5篇,《外集》有赋辞颂赞章1卷,近体赋1卷。
专著有 《易童子问》、《集古录跋尾》,及《杂著述》 中的 《归田录》、《诗话》、《于役志》等。
欧阳修的文章涉及政治、文学、经学、历史及当时社会生活等方面,包罗宏富。其政治观点主要反映在奏议、杂论一类文章中。欧阳修对当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接触到土地兼并和力役苛重等某些本质问题,他提出“务农节用”的农本思想,要求去除积弊,实行“宽简”的封建政治。他的政论文触及了当时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如《原弊》以强调“务农节用”为宗旨,分析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提出“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触及了腐败的根源,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军政的腐败,统治者奢侈糜费和剥削的残酷,人民生活的苦难进行了全面的揭露,文章的观点在庆历二年(1042)作的《准诏言事上书》 中得到深化,为庆历新政做了舆论准备。《本论》以扬儒抑佛为宗旨,主张以儒家的礼乐教化治理社会。《为君难论》论述皇帝应如何用人、听言。《朋党论》针对政敌对“庆历新政”的攻击,劝告皇帝应当用君子之真朋,而黜小人之伪朋。有些文章,如《与高司谏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虽然没有正面议政,但维护新政,抨击政敌,在当时的政坛上影响很大。他的某些史论,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而发,托古讽今,如《纵囚论》辨唐太宗赦死囚一事,指出政治不应当“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既别开生面,又有的放矢。
欧阳修具有鲜明的文学主张,主要反映在一些书信及序记、题跋之文中。在文章的创作上,他反对堆砌词藻,言之无物的时文,强调明道尊韩(《记旧本韩文后》),继承韩柳以来的古文传统。他认为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而道的核心则在于关心百事,所谓“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但对道的强调,并没有掩盖他对于文采的重视。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上说: “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对诗歌的创作,他提出了 “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梅圣俞诗集序》)。晚年创作的 《诗话》共28条,多属诗人故事的记载和诗句的品评,也有一些好见解,开诗话这种体裁的先河。
欧阳修的经学观点反映在 《易童子问》及 《居士集》和《外集》的经旨中。欧阳修认为《周易》的“十翼”中除《彖辞》、《象辞》外,都不是孔子所作。其《春秋或问》、《春秋论》则认为治《春秋》当舍三传而直寻经文本义。所谓“三子(左氏、公羊、榖梁)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 《春秋论》)
《集古录跋尾》10卷是欧阳修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也是我国金石铭刻最早的研究著作。欧阳修平生收集金石铭刻真迹拓本,并装裱成轴,多至千卷,《集古录跋尾》收录嘉祐、治平间在卷轴上自作的跋尾,包括周秦至五代的铜器铭文和碑版拓本跋尾共400余篇,以碑版为主,铜器仅20件。内容偏重于评论,目的在于补苴史传之缺谬。即评论 “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欧是有名的史学家,所以跋尾很受重视。《集古录》成于嘉祐八年,因卷轴随得随录,没有按拓本时代次序排列,《全集》刻印时,按拓本时代次序重新排列,并附原卷帙次第于各条之下。
《归田录》2卷为致仕后所作笔记。《于役志》记景祐三年贬夷陵时,江行所见。
《全集》还录有欧参与编撰的 《崇文总目》的 《叙录》,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欧阳修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居士集》有古诗9卷,律诗4卷; 《外集》有古诗3卷,律诗3卷,乐府1卷。古诗数量最多,成就也较高,具有明显的以文为诗的特色,句法趋向散文,但能广泛吸收前代诗人的艺术成就,注意诗歌的形象性,成为宋代诗人师法的榜样。其中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参军》、《明妃曲和王介甫》等都是传诵的名作。律诗总成就不如古诗,有些作品,如 《戏答元珍》、《晚泊岳阳》,句法工巧而又蕴含着亲切的生活感受,成为诗中精品。
欧阳修还创作了大量的词。见于 《杂著述》中的“长短句”。欧词一脱诗文的庄重面目,而表现了风流蕴藉的情调。主要内容不外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受五代词风影响大,而又摒弃了花间派的堆砌雕饰,一般都清丽明媚,语近情深。
欧阳修 “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代宗师”(吴充《欧阳修行状》)。他生前即对变革诗文风气做出重要贡献,死后又以文学成就而著称于世。苏轼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不为过誉。他的散文最受后世推崇,《全集》中所录的各体文章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无论记事、议论都明畅简洁而又丰满生动。序记书简、题跋中佳什甚众,就是刻板的墓志碑铭,也往往有情文并茂的名篇传世,如 《泷冈阡表》、《祭石曼卿文》等。他的《秋声赋》变律为散,发展了赋体的表现形式,都成为后世仿效学习的榜样。北宋中后期,人们就开始收求他的遗文佚制而结集刻印,至南宋刻印《全集》之前,已是众作蜂起。《全集》成书后,仍有人刻印诗文的单行本、选注本,如南宋陈亮就刻有,《欧阳文粹》,但影响不大。至今,《欧阳文忠公集》仍是最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对欧阳修的研究集中在文学成就上,至今还缺乏对其成就的总体论述和综合研究。对其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清代华孳亨、杨希闵都继胡柯之后做过《欧阳文忠公年谱》,但都不十分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