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童领着书信，辞了黄通判，往山东大道而来。打听巡按御史在东昌府察院住札，姓曾，双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进士，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这安童自思：“我若说下书的，门上人决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来，我跪门进去，连状带书呈上。老爹见了，必然有个决断。”于是早已把状子写下，揣在怀里，在察院门首等候多时。只听里面打的云板响，开了大门、二门，曾御史坐厅。头面牌出来，大书：告亲王、皇亲、驸马、势豪之家;第二面牌出来，告都、布、按并军卫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来，才是百姓户婚田土词讼之事。这安童就随状牌进去。待把一应事情发放净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两边左右问是做甚么的，这安童方才把书双手举得高高的呈上。只听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来!”慌的左右吏典下来，把书接上去，安放于书案上。曾公拆开观看，端的上面写着甚言词?书曰：
“寓都下年教生黄美端肃书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门下： 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报瑶章华札，开轴启函，捧诵之间，而神游恍惚，俨然长安对面时也。每有感怆，辄一歌之，足舒怀抱矣!未几，年兄省亲南旋，复闻德音，知年兄按巡齐、鲁，不胜欣慰，叩贺，叩贺!惟年兄忠孝大节，风霜贞操，砥砺其心，耿耿在廊庙，历历在士论。今兹出巡，正当摘发官邪，以正风纪之日。区区爱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窃谓年兄平日抱可为之器，当有为之年，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时，当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扬法纪，勿使舞文之吏以挠其法，而奸顽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东平一府，而有挠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圣明之世，而有此魍魉!年兄巡历此方，正当分理冤滞，振刷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状告诉，幸垂察。不宣。仲春望后一日具。”
这曾御史览书已毕，便问：“有状没有?”左右慌忙下来问道：“老爷问你有状没有?”这安童向怀中取状递上。曾公看了，取笔批：“仰东平府府官，从公查明，验相尸首，连卷详报。”喝令安童东平府伺候。这安童连忙磕头起来，从便门放出。这里曾公将批词连状装在封套内，铃了关防，差人赉送东平府来。府尹胡师文见了上司批下来，慌得手脚无措，即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问事糊突，人都号他做狄混。明文下来，沿河查访苗天秀尸首下落。
也是合当有事，不想这狄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正行之际，忽见马头前起一阵旋风，团团不散，只随着狄公马走。狄县丞道：“怪哉!”遂勒住马，令左右公人：“你去随此旋风，务要跟寻个下落。”那公人真个跟定旋风而来，七八将近新河口而止。走来回覆了狄公话。狄公即拘了里老来，用锹掘开岸土，深数尺，见一死尸，宛然颈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检视明白。问其前面是那里，公人禀道：“离此不远，就是慈惠寺。”县丞即令拘寺中僧行问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流而来，漂入港里。长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为何而死。”县丞道：“分明是汝众僧谋杀此人，埋于此处。想必身上有财帛，故不肯实说。”于是不由分说，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余者众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狱中。回覆曾公，再行报看。各僧皆称冤不服。曾公寻思：“既是此僧谋死，尸必弃于河中，岂反埋于岸上?”又说：“干碍人众，此有可疑。”因令将众僧收监。将近两月，不想安童来告此状，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尸所，令其认视。这安童见其尸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贼人所伤，刀痕尚在。”于是检验明白，回报曾公，即把众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复提出陈三、翁八审问，执称苗青主谋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扬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写本参劾提刑院两员问官受赃卖法。
【赏析】
苗天秀之案难道就这样结案了吗?杀人的苗青难道可以如此逍遥法外?封建的司法机器不可靠，然而，西门庆之流如此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即使从传统的道德来看，也是不被容许的。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兰陵笑笑生正是这样来认识这一案件的。因此紧接着上面叙述的故事后，又把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有关道德的“格言”，并且把笔墨洒向安童。安童，是苗天秀的仆从，年龄虽小，但在这个案件中，作者却赋予了他重要的使命。先是跟随主人外出，遭到了被江贼抛入大江的厄运;然后是他大难不死，为人救起而使案件得以破解，并且抓获一干犯人。在法庭上，又是他提供了有力的证词而使江贼伏法。如今眼见西门庆贪赃枉法，放走杀人犯苗青，使苗天秀之死未得彻底昭雪，于是他又奋起，走上了为主人告状伸雪之路。
西门庆在判案中，“只把安童保领在外听候”，安童利用这一条件，来到京城，向黄通判投状申诉，称西门庆一伙“使钱提刑，除了他名字出来。主人冤仇，何时得报”?这黄通判原是个较有正义感的官员，听了安童的申诉后，“连夜修书，并他诉状封在一处，与他盘费，就着他往巡按山东察院里投下”。这一来，苗天秀的案件又起波澜。可这一次倒霉的乃是贪赃枉法的西门庆了。因为安童遇到的是曾孝序，“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案件有了重大的转机。
曾孝序从安童手中收下了黄通判的信和诉状，立即批转东平府“从公查明，验相尸首，连卷详报”，慌得东平府尹胡师文手脚无措，即调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查办。这狄斯彬不敢怠慢，率众来到清河县，掘地验尸，查明真相，却认为是寺中僧人所为，真乃乱点鸳鸯。后经曾孝序明察，又经复审，才使案情昭告天下。于是他一面差人星夜前去扬州捉拿苗青，一面行文向上揭发西门庆和夏提刑的贪赃枉法之罪。
在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曾孝序的出现，是个难得的亮点。全书出场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员约有数十人，其中唯有曾孝序和黄通判两人是作为正面人物而亮相的。这一点，也恰恰符合封建社会的实情。在这个一切都烂透了的垂死的社会肌体中，总算还有一二盏灯点燃着光明，让人在黑暗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然而，他仍然敌不过强大的腐朽势力。在小说以后的艺术描写中，作者叙述了这件事的最后结局：西门庆在得到曾孝序参本问罪的消息后，曾被“唬的面面相觑，默默不言”。后经送礼给蔡京，终于得以保全自己，而曾孝序却反被贬官，黜为陕西庆州知州。后来，蔡京又公报私仇，制造假案，将他除名，流放荒漠之地。至此，苗天秀案收场。
苗天秀命案，也许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浮上台面的一个很普通的案件，然而它却牵动了统治阶级的神经中枢。这件攸关人命的案件，自从进入司法程序以来，却在金钱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方向：明明是人证物证确凿、事实清楚、犯罪人也供认的案件，结果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正派官员流放，混账官员中饱私囊，罪犯逍遥法外。邪恶战胜了公理，而正义得不到伸张。综观全案，江贼罪有应得且不去说它，而苗天秀最为惨烈，巨富之家顷刻穷尽，而且搭上了一条生命却难以伸张;西门庆等虽然虚惊一场，但“黑吃黑”得来的财物却足以让他可以享受好一阵了;蔡京是既得财，又去掉了政敌，可谓双赢;主持正义的曾孝序却为正义所累，在威权下丢官走人，被迫流放荒漠;而安童则有冤难伸，终日痛苦度日。这是社会在经历了苗天秀一案后的残酷的现实。由此读者大概可以认清明代社会世风的一点真相吧。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擅长写实的小说。即如这个苗天秀案件来说吧，作者从它的发生原因到最后的结局一一写来，各个环节都叙述得清清楚楚，许多细节无一遗漏，用了整整三回的篇幅，把它写得历历在目。我们可以相信它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捏造，类似的案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有可能是会发生的。而经作者之手，把它置于艺术的光环之下来审视。这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小说的巨大成功，因为它贡献于世人的乃是已经作者充分咀嚼过了的艺术真实。
在这里我们还应提及的是：安童的艺术形象创作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明代的社会中，还是在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作家笔下，他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得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在小说中，这类仆人也很多，包括许多侍女在内，但有谁可以拿来和正义的安童做比较。就是那个上了小说书名的庞春梅，在我看来，也不见得在艺术的塑造上比起安童来，有多少更为成功之处。至于人的品行和道德之类，两人更是不可相提并论。诚然，安童一类的仆人形象，在明代的小说作品中也不是孤立的。例如，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个“阿寄”的艺术形象。这个忠诚的老家人在主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主动帮助挑起全家的重担，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终于撑起了一个家，等等。他们的性格中，有着许多共通的精神因素，这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普通市民的一种期待和愿望。在研究《金瓶梅词话》时，这类艺术人物也不应被冷落于我们的视野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