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茅盾创作了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暴露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及在这种罪恶统治下“雾重庆”黑暗残暴的社会现象。赵惠明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赵惠明生长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中。中学时代曾经具有进步、爱国的意识，参加过抗日反蒋活动。在学校里她是个激烈分子，曾和同学发动了“择师运动”、“封闭教员预备室”。但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享乐放纵的生活追求以及自傲、虚荣、任性的致命弱点，终于使她堕入泥潭。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加强特务统治，威逼利诱青年参加特务活动。当特务希强诱逼时，赵惠明为了“生活的舒服些”，被拉下了水。她拒绝了爱人小昭的劝告和挽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作品中出现时，赵惠明已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小爪牙，是暗害、镇压革命进步力量的帮凶了。
作为国民党特务，赵惠明有着从事这类血腥勾当的人的一般特征。她心狠手辣，狡猾刁钻，灵魂卑污。她像猎狗一样，禀承主子的训守，到处猎取“食物”，双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当以前的爱人小昭被捕后，她服从命令，竟以色情手段软化和规劝小昭自首。当特务机关得悉她和小昭的微妙关系之后，为了保全自己、苟且偷生，无耻地告发了K和萍的行踪，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在那鬼蜮世界里，赵惠明混了六年之久，被腐蚀成自私而狡猾的狐鬼。为此，她受过“表扬”。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手是不干净的。
但是，同一般的国民党反动特务相比较，除了她的反革命阶级属性之外，赵惠明还有她个人特殊的内容。她尚未完全“鬼”化，良知并未完全泯灭。她还没有达到死心塌地为蒋介石集团效劳的地步。她曾经有过的进步追求使她对自己身处的污浊环境深感厌恶。先前认为走上这条罪恶的道路生活可以舒服些，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这个魔窟中，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淫邪放荡，充满杀机。不是咬人，便是被人咬;愈不像人，才愈有办法。要没有灵魂，要卑鄙，要阴险，要像一只猎狗似的，把获得的食物，赶快衔回去贡献给主人，才能换得恶鬼的狞笑。“在这样的环境中，除非是极端卑劣无耻阴险的人，谁也难于立足。”赵惠明感同身受，对此十分憎恨。“这简直不是人住的世界!我们比鬼都不如!”她的这句话表现出她尚有几分人性。她毕竟是个被腐蚀者，也是个被害者。因此，在现实的教育下，有可能悔过自新，挣扎逃出泥潭而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事实也是如此，小昭的被害，进步力量的推动，使她进一步有了觉醒，认清了生活在特务制度下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冲杀出去，最终奔向新生。
“鬼”性和人性的交织，使赵惠明成为一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她从事着血腥的勾当，精神深处也时感内疚。她咀咒现实环境，然而又使尽解数去适应这个环境。她痛恨顶头上司G，处处设防，却又按照他的命令去干坏事。她以色情软化小昭，同时也包含了真实的爱情。她企图营救小昭，可是把“自首”、妥协投降作为出路。她对K和萍这两个革命青年充满敬意，然而在保全自己的思想支配下，出卖了他们，后来又想方设法掩护他们逃脱。她仿佛自傲、自信，是个强者，但一旦到紧急关头，又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一切看来是矛盾的，然而是十分真实的，符合她的性格逻辑。赵惠明自己说过： “一个人的境遇要是复杂的话，他的心也是复杂的。”她失足陷落在那样一种复杂的境况中，耳闻目染，人性发生了异化。极端个人主义是她处理一切事情的准则，个人利害关系是她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同时，她对自己的境遇又心有不甘，对压迫她的外在环境内心深处有反抗的要求。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她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赵惠明最后从“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挣扎了出来。她不仅帮助K和萍脱离魔掌，而且营救了与她命运相同的、被诱逼加入到特务机关中来的N，自己也毅然出走。她之选择自新的道路是有原因的。从外部原因来说，是时代进步力量的推动。K和萍这两个进步青年对赵惠明的帮助不小。从他们那里，赵惠明得到了启示。他们为了营救小昭，即使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仍不顾自身安危，出入虎穴同敌人周旋，这种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战斗精神，使赵惠明深受教育，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从赵惠明的主观原因来说，则是人性逐步战胜了“鬼”性。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国民党特务制度的残酷、腐败暴露无遗。她目睹这种种的罪恶，失足者原有的天良逐渐抬头。开初，她对于高级特务虽有反抗、厌恶之心，对于小昭也寄予同情，然而并没有看清特务统治的黑暗。当小昭被害后，她精神上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更加鄙视周围的人们”，仇视这狐鬼满路的环境。她设想“要有一番举动，就要到海阔天空处翱翔了”。对小昭她也有一种负疚感，因而听从了小昭生前“趁早自拔”的劝导。人性的扩展终于使她认清了特务机构的凶残嘴脸，并从根本上与之决裂。
对于赵惠明的性格的矛盾和复杂，及其在现实教育下逐步觉醒而走向新路的过程， 小说作了深层的心理剖析。这种剖析不是静态的、孤立的解剖，而是联系着客观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揭示出它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影响。在作品中，赵惠明的心理活动的节奏是紧张而复杂的，高速度，多变化、多反复。这种心理活动的特点既与抗战中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社会斗争的紧张节奏相协调，又是她所处的特务机关这个特殊环境瞬息万变、险恶丛生、诡计多端、杀机四伏的斗争的必然反应。纷繁复杂的事件，交叉错综的矛盾，变幻莫测的情势，都非常敏感地引起赵惠明或喜或忧、或抑或扬、或进或退的心理变化和内心冲突。比如当她听到“消灭‘弄军’”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开始实行，而特务机关内部也加强了“试探和侦察”的消息后，立即发生了提防和应变的心理反映。为了不使人以为她“心虚”，她故意地在吱喳私议的人之间“扯皮”。碰巧在“扯谈”中听到关于K和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常常约会的消息，唯恐涉及到她自己，她的警惕心理一下又变为“处境实在危险”的恐惧心理。类似这种有客观依据的迅速变换的心理活动，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赵惠明的精神世界，使这一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也使读者透过这一人物心灵的窗口，窥见阴暗的“雾重庆”的典型社会环境。
赵惠明的生活道路崎岖不平，她的经历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起到了暴露敌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抗日相持阶段一部分知识青年经不起蒋介石集团的威胁利诱，背离了抗战的方向而误入歧途，由于现实的教育，才从蒋介石集团的藩篱中挣扎出来，追求新生的前程。因而赵惠明这个典型形象，有着很大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
无论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是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像赵惠明这样的人物形象都未曾出现过。这是作者在艺术上的新创造。对于开拓新文学的创作题材，丰富新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赵惠明的形象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