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是明代冯梦龙编订的《古今小说》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
柳耆卿“因随父作宦，流落东京，排行第七，人都称为柳七官人。年二十五岁，丰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至于吟诗作赋，尤其本等……最其所长，乃是填词”，是个“有名才子”。但他恃才傲世，不出入官宦缙绅之门，却留恋于秦楼楚馆，以至于“东京多少名妓，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若有不认得柳七者，众人都笑他为下品，不列姊妹之数”;更有甚者，“内中有三个出名的上等行首”，竟“赔着自己钱财，争养柳七官人”。
在封建社会中，如柳耆卿这样怀才不遇、穷困落拓的知识分子，不攀附权贵以求进身，却偏愿与操卖笑生涯的妓女为伍，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鹤冲天》词中句)，不仅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也是他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和世俗偏见的蔑视和反抗，反映了他身上具有了一定的叛逆精神。实际上，柳耆卿现存世的词集《乐章集》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反映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生活的，并对她们表示了一定的同情，无怪乎他受到了妓女们众星捧月般的敬重。
后来，由于“有司荐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馀杭县宰”。这送上门来的官职， “虽不满耆卿之意”，却被他接受了，以作“进身之阶”。于是在暮春，他与东京众名姬依依惜别，到浙江赴任。途中，他扮作游学秀士，曾访问江州名妓谢玉英。当他在谢的桌上发现一册《柳七新词》， “都是耆卿平日的乐府，蝇头细字，写得齐整”，就问：“此词何处得来?”谢答： “此乃东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爱其词，每听人传诵，辄手录成帙。”柳又问： “天下词人甚多，卿何以独爱此作?”谢答： “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人不能道。妾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这两段对话，写得非常精采，几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风尘女子竟是柳词如此多情的知音，这又为柳耆卿为何“多游狭邪”作了注解。
二人恨相识之晚，情投意合，山盟海誓，订了白头之约;但因“赴任不便”，谢玉英决心从此“杜门绝客”，柳耆卿也许以“俟任满回日，同到长安”。一位走马上任的官员，竟在旅途上与一位妓女论嫁娶，实是柳耆卿叛逆性格的又一表现。
他到馀杭县上任之后， “端的为官清正，讼简词稀”。一日，他看到在县衙唱曲劝酒的官妓周月仙闷闷不乐，便问其缘故。原来周月仙“颇有姿色，更通文墨”，与本地黄秀才情笃意深，一心要嫁给他，无奈黄家贫穷，迄今未能成亲。同县又有一个刘二员外，对月仙垂涎已久， “欲与欢会，月仙执意不肯”，便设计买通船夫，教船夫在月仙夜渡时强奸了她;刘二员外以此相要挟，使月仙屈从于他，但月仙却心下只想着黄秀才。柳耆卿了解实情后， “好生怜悯”，当日就将钱八十千付作身价，替月仙除了乐籍，并使黄秀才与周月仙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段情节，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故事之一，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妓女的悲惨遭遇，又使柳耆卿的形象更富有人情味，可亲可敬。然而收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宋元旧篇《柳耆卿诗酒翫江楼记》，却是柳耆卿调戏周月仙不成，设计让船夫强奸月仙，然后胁迫月仙成了他侍妾，严重损害了柳耆卿的形象，其恶劣行径的描写，也不符合柳耆卿关心同情妓女的性格发展。为此，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叙》中指斥“《翫江楼》……鄙俚浅薄，齿牙无馨焉”;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在采用《翫江楼记》某些情节时，也纠正了旧篇的浅薄，并作了合乎情理的改写，推陈出新，使“济人于厄”、 “成人之美”的柳耆卿形象跃然纸上，这实际上也是小说人物创作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和情趣的转变。
柳耆卿在馀杭县三年任满，打道回京途中，又去江州访情人谢玉英;不想二人因为久不通音问，谢玉英囊中羞涩，经不住旁人撺掇，所以又“依前接客”。乘兴而来的柳耆卿到玉英处相访，正值玉英外出陪客游玩去了， “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负约，怏怏不乐”，写了《击梧桐》词： “临岐再约同欢，定是都把平生相许。……近日重来，空房而已，……便认得听人教当，拟把前言轻负。……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这词写出了柳耆卿对玉英仍一往情深，对她的负约有痛惜，有责备，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这位风流才子对视为知音、知己的玉英的深沉的爱。 “耆卿写毕，念了一遍，将词笺粘于壁上，拂袖而出”，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念、粘、出，细腻地描摹了柳耆卿痛失玉英时的心理活动;而其“词笺粘于壁上”，又为玉英游玩回来后，见了壁上的词， “再三讽咏，想着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负前约，自觉惭愧”埋下了伏笔。柳耆卿与谢玉英相知相爱、悲欢离合的遭遇，也是小说中写得最感人的故事之一。
柳耆卿回京之后，又经人举荐，升任屯田员外郎，并与昔日名妓，依旧来往。不想他官运不佳，一次宰相吕夷简作寿，传命他写贺词，他竟误将一阙《西江月》连同贺词装入封套;而这首《西江月》(下片)，其实正是夫子自道：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吕夷简读了这几句词，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大动肝火，衔恨在心。不久，吏部开荐柳耆卿补翰林员缺，宋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乘机进谗言，罢了柳耆卿的官职。本“不求人富贵”的柳耆卿对此大笑道：“当今做官的，都是不识字之辈，怎容得我才子出头?”并将一个手板上写道： “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这实际上是对御批“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开了一个玩笑，将他性格中狂傲不羁、玩世不恭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此，他更放旷不检，以妓院为家。数年后，他即死于妓院中。出殡之日， “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有几个相识的前来送葬的官僚，见此情景， “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不到两个月，又有已经悔过并从江州赶到东京陪伴耆卿数年的谢玉英，也因过哀而病逝，附葬于柳墓之旁。从此，每年清明前后，诸名妓不约而同地到柳墓祭扫， “唤做‘吊柳七’，又唤做‘上风流冢’”，后来竟成了个风俗。
小说所刻画的柳耆卿，虽然较历史上的柳耆卿可能在真实性上相距甚远，传奇色彩甚浓，人为美化感也较重，但却没落俗套，没有去尽力渲染“依红偎绿”的嫖客经历，而是努力表现柳耆卿与被压迫被凌辱的妓女在精神和感情上的共同点，体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同情、信任和友谊。柳耆卿这位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塑造的与妓女交往密切的有代表性的文人形象之一，既不同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负心变节的李甲，也有别于《李娃传》、《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篇中先误入狭邪、后又中举做官的荥阳生、景隆之类人物，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至于小说篇后诗“可笑纷纷缙绅辈，怀才不及众红裙”，则更借柳耆卿被冷遇被歧视的一生，进一步表现了作品对现实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冷嘲热讽和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