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明崇祯十一年十月至十四年二月(1638—1641)期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革命军由革命低潮转变到初步发展的阶段为主要背景。
出身雇农、驿卒的李自成迫于苛虐统治在陕北崛起草莽，以过人的才智和战功迅速成了起义军的卓越骁将，崇祯九年在高迎祥死后被推举继任闯王。李自成一接过“闯”字大旗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局势，高闯王的旧部“有的击溃，有的歼灭，有的投降”，李自成起义军势孤力单。清兵入京畿后，崇祯阴谋对清妥协，而以全力“剿贼”。李自成辗转来到潼关附近，准备闯过潼关，进入河南，同罗汝才起义军汇合，却未曾料到罗汝才已受明朝招降，明官军在潼关重兵埋伏，准备一举歼灭李自成起义军。李自成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和官军的力量，在敌众我寡、兵力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作出了继续前进的决策，致使农民起义军遭数万官军困堵穷追，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明官军派人前来劝降，李自成宁折不弯，严词拒绝，当众撕毁谕降书，杀了叛徒高天王，与高夫人分兵两路浴血奋战，突围后全军损失贻尽，李自成妻女俱失。潼关战役的溃败，引起了李自成的深思，他隐伏于商洛山“昼则射猎，夜则观书”，对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认识到：第一，要始终坚持起义宗旨，非推倒明朝的江山决不罢休。李自成与突围到豫西的高夫人会师后在商洛山重整旗鼓，整饬军纪，加紧练兵。这时，他曾斩杀违犯军纪的兄弟李鸿恩，鞭打赌博输了公银的王吉元。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赈济饥民，使起义军能够成为一支仁义之师。第二，要联合一切起义队伍和革命力量。为了促动张献忠早日起义，李自成冒着风险，长途跋涉，亲自到谷城与张献忠秘密商议“今后大计”，对因害怕艰苦生活，要把自己一支队伍拉往河南的郝摇旗，李自成非但不以军纪处治，而是赠给银两、盔甲、战马。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部队十有六七染疾，明军趁机数路进攻，同时勾引义军内部叛变。石门谷坐山虎刘雄挟众闹事，欲图投降官军。李自成胸有全局，深谋远虑，他不采用武力平定石门谷哗变，只身前往。面对赤身执剑、杀气腾腾的杆子，镇定自若步入石门寨。他正气凛然，教育杆子弟兄要“走打富济贫，剿兵安民的正路”，打击了坐山虎的邪气。教育铲平王丁国宝“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要做一个苦害百姓的草寇”，把他争取过来，使石门谷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最后又坚决铲除了逆贼坐山虎。在商洛山保卫战中，李自成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进剿”计划。
崇祯十三年初夏，李自成率领千余精兵从武关突围到鄂西，想与张献忠联合共同抗击官军。可是张献忠却想在接风酒宴上火并闯王，因王吉元舍命报信，才得以安然脱险，躲进郧阳山中。曲折复杂的斗争生活使李自成进一步明确到： “从今往后，谁要想同我们联合，可以，但是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主张，以我们的宗旨为主。”冬天，李自成看准时机，疾驰入豫。由于李自成具有“胸怀大志，奋发有为”的志向和抱负，有“军纪严明，上下齐一”的良好军风和士气，“谦躬下士，待人以诚”的优良作风和品质，不但获得了百姓的爱戴，也使李信、牛金星等一批颇有雄才大略，“却遭逢末世，不得扬眉吐气”的明朝知识分子感到像闯王这样的领袖真是“历数前古，在历代起义英雄中很少有此人物”，毅然率军投奔。李自成攻破洛阳后对城中现任大小官员一概不加杀害，也不逮捕。只杀了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等，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作者苦心经营，精密设计了潼关南原大战、商洛山保卫战等险情恶境，表现李自成在几陷重围、屡遭挫折下坚持起义宗旨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性格和胸怀全局、志向远大的政治家的品格和意志。
具有帅才的军事家和有头脑的政治家，是作家创造李自成的基本着眼点。李自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袖，关心民瘼、体恤兵士、艰苦朴素的的精神风采，小说给予了许多生动细致的描写，同时作家也没有忽视一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领袖难于避免的思想局限，如天命观，帝王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等等。
在塑造李自成这一形象时作家又注意在历史生活前进过程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既表现经过历次战争考验的李自成在性格上的磨炼和成熟，真实可信地描绘出处于革命上升时期，处于逆境中的农民政治家的优良品质;又揭示出随着农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和发展，处于一定社会实践和生活中人物所潜伏着的悲剧因素，如胜利中急于求成而不重视根据地的狭隘意识，有推翻明王朝宗旨而无消灭封建制度的称王称帝意识。
作家自说，小说中的李自成不仅摭拾历史记载，同时还汲纳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英雄和领袖的智慧、才干与品德。因此充分理想化，是作家塑造李自成的主要手段，浓墨重彩给人物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但类似李自成在郧阳山潜伏时的战前动员的文字，也多少显露出以意“拨高”的现代化倾向，这或多或少地使李自成这一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有着“失真”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