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瑛是张资平一九二四年写的短篇小说《梅岭之春》中的主要人物。
保瑛出生时，正值家境中落，父亲段翁是个老而穷的前清秀才，从前靠设塾度日的生计，现在由于县署教育局官僚的压迫，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无力雇用乳母，便由母亲的嫡堂姐妹魏妈从城里抱至五六十里外的山村，收养为魏妈的儿子、当时三岁的泰安的童养媳。当时几乎谁也不会料想到，这项偶然促成的决定，竟然决定了保瑛的整个生活命运。
由于笃信教育的段翁的恳请，在农村里长满七岁的保瑛，又曾被接回城里读完了初等小学，按照父亲与婆婆的预先协定，读完初小的保瑛必须回到山村，正式参与农村女人的日常生活： “裤脚高卷至膝部，赤着双足，头顶戴着一块围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锄头就是担一担粪水桶。”城乡文化的巨大差距，对经历过启蒙教育的保瑛构成了强烈的刺激，学生生活和文化知识，已经成为她无法阻遏的吸引力。由于保瑛执着的求知心，段翁夫妇不得不同意她推迟返回婿家的日期，并随执教教会学校的远房吉叔父继续求学。保瑛有机会进入了一个接受过并且正在从事新派教育者的家庭，一切都比猜测和想象中的要来得新鲜和温煦。而十六岁的保瑛“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双颊饱和着鲜美的血”， “鲜红的有曲线美的唇”也给三十三岁的吉叔父的视网膜留下了深刻的映像。青春少女的美貌，也由此使保瑛成为学校里同学羡妒、笑谑的对象，这对于生性纯净的保瑛说来，不啻是对刚刚萌动的性意识的一种有力撩拨，尖锐地磨砺着她在这方面的敏感，使她不由得对接近她时的吉叔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就像有一种很重的压力把她的全身紧压着，呼吸也很困难，胸骨也像全碎解的”。“有一种怪力——叔父有一种怪力吸着我不肯放松”。
少女的性意识被缓缓释放出来。保瑛既忧惧来自吉叔父的爱，又期待着事情的发生，透露了人类生命进程中从性意识萌动就出现的灵肉暗伏的秘密。人类的原欲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它一出现，就对少女的理性构成了有力的侵扰，并给生命播下了动荡不安的种子。
如果说保瑛的一切举动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种诱惑，这种情况本身即表明了一种对于宗教肉体罪感的反动(要知道吉叔父是个基督教信徒)，那么，保瑛对吉叔父朦胧的爱意，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对近代文化知识的歆仰为内在基础的，这种情况，使得此际的保瑛，对于自己注定要返回山村与目不识丁的牧童一起承担组织家庭的生活命运，深感难以忍受的痛苦。
造物主好像要有意成全他们，也好像要有意作弄他们，那年秋天，吉叔母亡故。因为照看无母之儿阿绣，保瑛再次延宕了返回山村的期限。她以一颗真诚的心作为吉叔父逃避寂寞和人生风暴的港湾，由少女走向了妇人。一个寒月高照的冬夜，吉叔父所在的大学同学恳亲会，商议如何处置借捐款筹办大学之名，替洋校长聚敛，自己也从中渔利的副校长，由于副校长有着与异母妹私通的劣迹，这件事在激起吉叔父义愤的同时，也无形中对他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保瑛所处的年代，正是一个经过近代文明启蒙、洗礼过的年代，而南方濒海的开放性地域，又使得保瑛的生活空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最早发生解体的场所之一。然而传统文化的超稳态结构，不是一次启蒙思潮或者异质文化的冲击就能改变的，整个宗法社会意识和道德禁忌的强大惯性，迫使保瑛他们四面受敌、举步维艰，悬殊的力量对比，至使吉叔父面对怀孕的保瑛转入一种懦弱卑怯的沉默之中， “气量狭小的社会对吉叔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名分上和教育上的重大问题。社会说，如果他真有这种不伦的犯罪，不但要把他从教育上赶出去，也要把他从社会上赶出去。族人们——从来嫉妒他的族人们说，若她和他真的有这种不伦的关系，是要依从此地方的习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挞，最后就用锥钻刺死她;把男的赶出外地去，终身不许他回原籍”。这里边的任何一项，都是吉叔父所无力承受得住的。这样，保瑛面对宗法社会的一次性叛逆，便注定将变为一次性的祭典。这样，保瑛不仅把遮蔽生命潜流的垂幕戳了个洞眼，还把投射在性爱上的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公映。在对社会黑暗性的批判和讽谕上，因为对准人性焦点而比起一般的暴露谴责更为生动内在。
不得不返回到山村中去的保瑛，给吉叔父写信说，他们的相爱是自然的、神圣的，为此她鄙视他的畏怯，但考虑到他们的分离完全是因为受到社会习惯的束缚和礼教的制约，她又不由得转恨为爱了。她曾以少女真诚的心肠慰藉过生命困顿时的吉叔父，但自己却无法逃避时时被侵袭的风暴人生，得到的是一无所有的孤寂和彻心伤痛。信中披肝沥胆的言辞表明了这种心境： “叔父你要知道我们间的恋爱，不算罪恶，对我们间的婴儿不能尽父母之责才算是罪恶哟!”在性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使保瑛成为角色变换的象征，但这种以性主动来证明自己的性角色地位，以性的反伦常来反抗社会在性关系上的名分和禁忌，对保瑛说来，并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吉叔父始终只能在沉默中回忆，咀嚼他们相识相爱的日子。而保瑛，则将为小说一开始描写的那样，从此在这平和然而荒野的山村里，度完她寂寞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