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自黄龙、竞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责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愿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肆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六》
译文：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秋季八月，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上书，请求在来年入朝晋见天子。这时哀帝正在生病，有人说：“自从黄龙、竞宁年间起，匈奴单于每到中原来，中原就有大的变故发生。”皇上由此犯难，询问公卿们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每次匈奴来都白白花费掉国家的钱财，可以暂且回绝。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臣下我曾经听说，运用儒家的《六经》治理国家，责在变乱未形成就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兵家的取胜，贵在未经所杀就使敌人屈服。两者都非常高明绝妙，然而也都是大事的根本，不能不明细地考察。如今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不允许而拒绝他，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会产生隔阂。匈奴原本是五帝都不能使其臣服，三王都不能对其进行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与匈奴产生隔阂这是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就用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凭借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势，然而也不敢窥伺西河，于是便修筑长城作为边界。此后，汉武帝深思国家的大计，规划万世安宁的策略。于是大规模地兴师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经过十多年的苦战。匈奴震惊害怕，越加迫切请求和亲，然而，始终不肯向汉朝称臣。再说前世之人哪里愿意耗费无法估量的线财，征伐无罪的百姓，到狼烟候望(匈奴地名)以北去求得一时痛快呢?匈奴人天性残忍凶狠，身材魁梧健壮，凭借力气，很难使其从善，从恶却很容易，他们的性情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和平相处实在难。因此在没顺服的时候需要辛苦大军进行远征，倾尽国家的财力，伏尸沙场，流血千里，攻破坚城，打败敌人，征服他们是如此的艰难。降服之后，朝廷对其慰籍安抚，交际馈赠礼物，接待的礼节威严隆重，如此完备周详。如今匈奴单于归附正义，心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自己的王庭，亲自来京师朝见陛下，这正是前代遗留下的策略，因为怀疑而产生嫌隙，使匈奴单于怀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借助上述的那些言辞，将怨恨归结于汉朝，因此与汉朝断绝关系，最终改变臣服的心，威慑不行，劝谕又不能，怎能不成为国家的一大忧患呢!况且以前图谋西域，控制车师国，设置城郭都护，监护三十六个国，每年耗费以万计，岂又是为了防备康居和乌孙人，能逾白龙堆沙漠而寇掠我西部边境呢?而是为了制服匈奴。一百年的辛劳获得的成就，竟要毁于一旦，花费十分的费用来制服匈奴，今天却因吝惜其中的一分而引起匈奴的叛离，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在变乱与战争发生之前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祸患的萌生。
奏书呈上，天子醒悟，将匈奴使臣召回，更换给匈奴单于的国书，表示欢迎他入朝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