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一零一空降师———巴士顿英雄部队的。他约摸20岁，象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不过肩膀很宽，显得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绶带，比我记忆里将级官衔以下的任何人都要多。
他开头有点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不了多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给我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24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青年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已经快天亮了，老早已经细致地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用于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什么响应。动荡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终于他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完全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国土里了。
他懂得必须马上找地方隐蔽。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一垛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为应付这种紧急状况而教给他的。
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30岁的法国女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是善良而镇定的———开了门。她刚从做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帮助我藏起来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把她带进屋里。
“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他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闭上橱门。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冲锋队员来了。他们已经看到伞兵降落。这一间是附近唯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脆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伞兵，把他从碗橱里拖了出来。
仅仅是由于收藏他是犯罪的那位法国农民，并没有受到审讯。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他也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当他被拉出厨房的时候，他是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的，但是一个冲锋队员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德国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把他当场枪毙了。妻子鸣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冲锋队员是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的，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俘虏，显然有一场争议。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了。
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田野边缘就是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
德国人听到他逃走，他们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他。不过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刚跑进树林———悉意经营的、没什么灌木、杂树的法国树林子———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吆唤着。他们分散开来，有条有理地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不过是时间长短罢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还有一次最后的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
他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位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佬又来到农家跟前，敲着厨房的门。
女人来的很快。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的，也许站了几秒种。她没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碰也不敢碰他一下。她笔直地注视着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你还愿意帮我藏起来吗？”他问。
“哦，当然啦，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的这块地区解放了，他能够重返部队了。
冲锋队员再没有来到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战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还有那位法国女人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我被这真实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我把这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我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想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了出来：
“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而且抓住了唯一的出路。他是勇敢机灵的孩子。但是，那位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有福气？”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有福气。”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