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欧洲曾长期相互隔绝。随着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才开始逐渐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并一度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发出由衷的赞叹。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到１８世纪末期，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
在１７～１８世纪长达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则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因此，面对美好的中国图景时，整个欧洲都无比惊羡。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致于在１７６９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早在１６９７年，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就曾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１７５５年，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上演，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他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知识界开始借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１７５６年，在法国重农学派政治家魁奈的极力说服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祭奠土地的仪式。
然而到１８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比如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暴政。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沃尔内也把中国政治概括为棍棒专制主义。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甚至描写道：“中国皇帝与官吏不时地采取措施，逼迫人民造反，然后从中获得血腥屠杀民众的权力。”
在这种氛围下，１８世纪末的法国还出现了一股批判讽刺伏尔泰“崇拜中国”的思潮。
１７７０年，有一个自称杜尔班的人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为《锡兰游记或哲学家游记》的书。该书嘲笑的对象是一位叫阿尔法·拉比尤斯的有“东方癖”的哲学家。作者声称，中国根本不配所有的阿尔法·拉比尤斯们给它制造的名声，“中国出过哪些艺术家？直到１７世纪，他们还是那套没有明暗对比的绘画，没有声部的音乐，没有布局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