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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于谦何以冤死?

如今前往杭州西湖游览的人越来越多,愿意上山凭吊于谦墓园的人,却越来越少,人们对他的记忆日趋淡漠了。

明朝文人写的史书,对他是赞誉有加的,邓元锡的《皇明书》,朱国桢的《皇明大事记》,张岱的《石匮书》,莫不如此。众口一词称颂的无非是三点。

一是此人颇有才气。年少时就有“异才奇气”,读书过目就可背诵。十六岁成为县学诸生,英迈过人,每有难事,他“巡绕数行,辄得奇计”。钱谦益说他“文如云行水涌,诗顷刻千言”。朱彝尊说他的诗“意态自然,不烦雕琢”,比如:“千里逢人俱是客,十年持节未还家。”

二是此人很有行政才干。巡按江西时,平反冤狱,革除弊政,百姓称为“神明”。三十三岁巡抚河南、山西两省,“问民所疾苦,加意湔剔”。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京师震动,他临危出任兵部尚书,力挽狂澜,稳定政局。

三是此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入朝担任兵部右侍郎时,有人提醒官场潜规则,必须上下左右“打点”,即使不送金银,也应送一些土特产,美其名曰“充交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吾惟有清风而已。”名副其实的“两袖清风”。他被处死抄家,没有什么财产,“清贫萧然”,只有书籍,以及皇帝赏赐的玺书、袍铠、冠带之类。

这样一位清正廉明而且功勋卓著的高级官僚,何以会有杀头抄家的结局呢?原因是复杂的,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在皇帝易位、政权更迭之际,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即使像于谦这样能够力挽狂澜的干才,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难免顾此失彼。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突击,全军覆没,扈驾的几百名官员战死,皇帝朱祁镇当了俘虏,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砸死。

皇帝被敌军俘虏,简直是奇耻大辱,大臣们向代理朝政的郕王朱祁钰提议,应当对“倾危社稷,构陷皇帝”的王振的党羽与家属,严加惩处,以安人心。话音刚落,愤怒的官员一拥而上,把王振的党羽马顺活活打死,接着又把另外两个党羽毛某、王某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抓来,跪于廷前。一时间朝班大乱。缺乏政治经验的郕王朱祁钰不知所措,想回避矛盾,溜之大吉。刚刚升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当机立断,一把抓住朱祁钰的袍袖,向他耳语几句,请他当场表态。朱祁钰按照于谦的交代,对文武百官说,马顺等罪该处死,随即下令,把王山押往西市凌迟处死,王振家属无论老少全部斩首,家产充公。一场骚乱终于平息,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说:今日之事,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办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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