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对民国强人袁世凯,他也有关注,撰文若干。对袁氏后人此次的公开信,他特意查了不少历史资料,在微博上多有评鉴。他的主要观点是,“二十一条”确实没有全签,但这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不能改变丧失主权这个基本事实。
大门打开,二门紧闭
时代周报:此次袁氏家族联谊会表示袁世凯当年只是签了十一条,而不是“二十一条”。袁氏家族的说法有道理吗?
章立凡:这是一个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问题。“二十一条”是没有签,但是这十一条的内容,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权益的问题。实际上从袁世凯承认的这些条款来讲,并不能够改变所谓出卖主权这个基本事实。
时代周报:但袁氏后人声称其中并没有丧失主权的条款。
章立凡:实际上就是第五号七条没有接受,但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所谓卖国,对任何统治者来讲,都不会是主动的,往往是形势比人强,从统治者来讲,他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国土、人民、权益这些东西拱手让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承认袁世凯是被迫的,而且他也确实作了努力把损失减到最小,在当时的最低限度内出让权益,但事情本身来讲应该属于是出卖主权。袁家后人的公开信里说这十一条没有出卖主权,这我觉得很难接受。
时代周报:有种说法是“二十一条”只是屈辱外交,不是卖国?
章立凡:权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说弱国无外交,割利、接受城下之盟在历史上都出现过,但你说这仅仅是一个屈辱吗?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权利的让步、放弃,不管怎么说主权是丢失了,主权丢失了就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袁世凯内心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而且他在被迫接受的过程中,还把消息泄露出去,引起国际干预。在被迫签约以后,他也有相应的表示,说明是被迫,这个我们也应该承认。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他还要求把交涉过程的资料交付给国史馆,将来作为中国的耻辱记载下来。我们应该承认他在当时作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并不是为了想要称帝去出卖主权,这点我觉得是应该确认的,但是并不能说他没有出卖主权,只不过是被迫出卖。
时代周报:有史料称,签约以后,袁世凯也作了一些消极抵抗措施,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予外国的条文等等。此说是否确切?
章立凡:有这样的说法。像这些细节上的问题,他肯定是要防范已经签下的条约,找借口来阻止其实际推行。等于大门已经打开了,二门还是紧闭的,让你得不到实惠。这也是统治当局的利益所决定的。
条约中的讹诈意图
时代周报:日本要签“二十一条”,是否为了防范中国出现政治强人?当时英美支持袁世凯,而日本觉得袁在位,日本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章立凡:我觉得恐怕也不是。日本军方和外务省之间有些不统一,我记得日本内部对当时逼中国签“二十一条”,也是有争议的。“二十一条”签下来以后,在国际上反而遭到很多的谴责,他们最后放弃第五号,是迫于国际的压力。
时代周报:第五号是不是本来就是希望条款,不是必须签的条款,而是一种讹诈?
章立凡:我估计应该说有讹诈的意图在。但日本想要吞并满洲,这是他们既定的国策,所以这些要求实际上也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后来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有相当多的条款内容已经实现了。因为日本认为中国就是中原,中原的中央政府不行了,他们是可以进来的。他们从文化上有这种概念。
时代周报:当时日本在中国增兵,进行武力威慑,如果不签“二十一条”,是否存在攻打中国的可能性?
章立凡: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存在,日本增加了大约三万军队,但如果中国抵抗的话,这三万军队是不是就一定管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中国当时确实是弱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但如果就此断定,中国一打就肯定失败,或者说中国完全不存在作战的可能,这恐怕也不现实。只不过权衡利害,北洋政权确实打不起,但并不等于不能打。
时代周报:其实日本当时也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中国的准备?
章立凡:对,它也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袁世凯背叛了民国
时代周报:日本也认为西方列强忙于打一战,无暇东顾?
章立凡:确实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条约,对它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我觉得条约最后的签署对北洋政府来说,外交上的胜利确实是主要的,同时日本并没有占到很多实际利益。只不过,日本战后在山东的主权,以及后来的济南惨案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从“二十一条”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发生等等也是因为山东主权问题,确实“二十一条”成为中日双方争端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都包括在袁世凯所签的十一条里面。
时代周报:这为日本人以后的做法提供了某种依据?
章立凡:确实不管怎么说,你签了这个,政府承认了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日本就可以要求。虽然是不平等条约,但日本认为它是师出有名的。
时代周报:电影制作方提出,这事在初中课本上就有定论?
章立凡:这个说法很可笑。再没有这方面知识,也不该用这种方式来说,我觉得这确实是小儿科了,应该是举出事实、举出事例来说明。编剧和制作方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有这种缺陷。我觉得袁家后人也是攻这一点。我也是注意到其中的一些人此前已经开始美化袁世凯,说袁世凯如何实现了“光荣革命”,如何创造了共和,等等,讲了很多的理由。我也承认,从当时的国情来讲,可能更适合君主立宪。但袁世凯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是大清的重臣,取代了大清当了大总统,他也宣誓效忠于民国,后来他又背叛了民国。从传统道德上,从政治伦理上,他都站不住。
时代周报:据你所知,公开信是不是第一次袁氏后人公开为袁世凯正名?
章立凡:此前,有个袁氏后人袁伟东已经在网上发了一些文章,替袁世凯翻案。这次作为袁氏后人发表公开信,据我所知是第一次。我也承认,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得已的地方,但历史还是要讲春秋大义,不能改变出卖主权的基本事实,只不过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轻重。我们应该注意到教科书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影片的本身也是有缺陷的。但如果袁家想借此就来推翻历史的定论,我觉得这也是不行的。不能因为说教科书有某种没有说周全的地方,或者这部电影表述不详,就能够从根本上推翻出卖主权的事实,这是两回事。
时代周报:说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总体上能成立吗?
章立凡:过去是笼统地讲“二十一条”,现在实际上学界也都知道,“二十一条”没有全签,这应该是表述上的问题,如果说他签署了一个接受了卖国的条款,这个说法是没错的。如果袁家想表明袁世凯不情愿签,我觉得这是可以成立的,但并不能说他没签和没有出卖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