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妓自劾，轰传海内
光绪八年，大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记了一道“上谕”:
侍郎宝廷奏，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
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抄录一份“邸报”:“诏礼部右侍郎宝廷照吏部议，即行革职。”
这就是当时轰传海内的“纳妓自劾”事件。
事件的主角宝廷，字竹坡，其家世十分显赫，他是宗室出身，隶满洲镶蓝旗，系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可谓天潢贵胄。宝廷还是晚清诗坛之一大家，文章学问俱佳，于同治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七年，朝廷擢授内阁学士。他在出京赴福建主持选拔举人的乡试的时候（著名学者钱仲联谓，宝廷出京，是去任福建学政一职，主管当地教育事务，并非主持乡试，待考），途中于浙江衢州乘船，迷恋性质在“船妓”与“船娘”之间的舟女，纳为妾。按照清朝法律，官员纳妓为妾是要受处分的，尽管这一条款在实际生活中的执行力大成问题，晚清官员纳妓早成风气，但如果当事人自请其罪，朝廷和法律又怎么好意思继续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呢?
宝廷自劾的折子也很有意思，折中写道:“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归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李慈铭于日记中痛诋宝廷“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踪迹”，意思是此人猎艳成癖，还揭露了宝廷此前娶船娘失败的“阴事”。据李所记，宝廷主持浙江乡试时，就曾经买过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潞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用现在的话说，宝廷想纳船妓的心情太急切，结果被人“放了鸽子”。而这一次，当然不肯再上当了，因此要和新纳的船妓“同行而北”。
李慈铭嘲笑宝廷“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还不忘捎带一笔，讥其并不懂欣赏美女，因为听说新纳的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
宝廷过去在翰林院的时候，前工部尚书贺寿慈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后来贺寿慈东山再起，出任都察院的长官副都御史，这是监察官员维护风纪的职位，宝廷认为贺氏现有身份与前认李春山妻为义女的行为悖谬，乃上疏弹劾，弄得贺氏弃官而去。这次宝廷纳妓自劾，惹动好事者为诗嘲之: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查。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此诗首联即指宝廷两娶船妓，颈联拿宝廷的宗室身份与江山九姓渔船上的美女作比，因宝廷诗集名为《宗室一家草》，以“草”对“麻”，自然成趣;颔联上句写宝廷当年在翰林院弹劾贺寿慈事，“乌柏”典出《汉书·朱博传》，借指御史府，“弹乌柏”者，弹劾他人之奏折出手也，上句实为了衬托下句，喻其言行不一;尾联讽其宁愿弃官而婿于渔家。就诗而论，确是妙趣横生的雅谑，李慈铭在日记中录下了这首诗，并附加按语曰“一时传诵，以为口实云”，实则他就是此诗的作者。
像李慈铭这样的人对宝廷嬉笑怒骂，被朝廷革职的宝廷本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果然是诗人，也以诗应之:
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说得何等坦荡!宝廷后来还有诗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纪红裙。”表示自己为了“红裙”不惧被人弹劾，又倡言“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更可见其人对女性之态度。
为了娶船娘，宝廷不怕失败，一娶再娶。难免叫人疑惑:这“九姓渔船”上的船娘，究竟是何种尤物?
船娘妖娆
清末民初人曾朴所著的《孽海花》虽名为小说，但实则多据真人真事敷演而成，而且有幸被作者选为小说角色的人物，均系当时之显贵和名流。宝廷眷恋钱塘江船娘，不惜弃官迎娶，即为小说中活色生香的段落之一。
《孽海花》第七回写道:“钱塘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带，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钓饵……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曾朴已经将船娘的性质和江山船、江山九姓船之得名说得十分清楚。但为何以江山船谋生的只有九个姓，而且“他姓不能抢”，其实还有一段传闻。据徐珂《清稗类钞》所记:“九姓渔船，惟浙东有之。人有谓为陈友谅部曲之子孙者凡九姓，不与齐民结婚，以渔为业。盖友谅败于鄱阳，其部曲九姓，悉远窜至严州之建德，而拿舟往来于杭州、严州、金华、衢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