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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爷爷教了我一个功法，说是专门练肺气的。那时候我已经学了很多功法了，觉得学什么都没有难度了，但是爷爷教我的这个功法我刚开始却怎么也做不到。
这个功法是这样练的：先侧身贴着墙站立，注意靠墙那一边的整个身体和脚的侧面要全部紧贴在墙上（脚要从小拇指外侧到脚跟外侧全部贴实在墙上），然后外侧的那条腿抬起来，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功法演示，视频如下：
腿抬起来之后在继续保持单侧身体完全贴墙的情况下先向一侧转动胸廓，转的时候吸气把胸廓打开，然后再呼气的同时回到中间。再向另一侧旋转胸廓，也是吸气的同时旋转。
爷爷说这个动作的目的主要是练肺气，通过练胸廓这个“形”来调“气”，我刚开始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也站不住，外面那条腿一抬起来身体就要被墙给推倒。
因为那时候自己已经练过很多功法了，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心想怎么连看着很简单的这么个动作都做不到。
爷爷笑着跟我说：这个可不简单哦，它对你脊柱和胸廓的要求都很高，以右侧单腿站立为例，你先把脊柱向右旋转到极限，然后吸气把左侧的肋骨全部打开，再试试。
幸好之前就练过很长时间的转脊柱和开肋骨，所以爷爷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然后照着一做，发现一下就站稳了。
后来我在四川大学教学生练功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功法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的难。我教了这么多年的功法，还没遇到过第一次做这个动作就能完全站稳并且完整的练完这个功法的，主要原因还是很多人脊柱和胸廓的问题都很大，不是歪七扭八就是太死太僵。
（图：川大练功）
记得以前我在诊所看到有位患者在外面候诊的时候歪的跟扭麻花一样坐在那里，我就让跟诊的学生过去教她练一下这个功法，辅助着她让她练一会，然后再让她坐下，发现她就没有再扭着身体坐了。
我问她怎么不像刚才那样坐了，是不是那样坐不舒服了，她感觉很神奇的说：是哎，刚才那个姿势现在坐着确实很不舒服了。
因为刚才她之所以会跟扭麻花一样的坐着，就是因为她胸廓是歪着的，她顺着自己身体那个歪着的样子坐就舒服，而现在通过这个功法给她调整过来之后，她再那样坐肯定就不舒服了，因为她的胸廓已经正了。
记得以前我和一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她在我对面翘着腿坐着，正在谈话的时候我突然跟她说了一句：你要换腿翘了。
她惊讶的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马上准备要换腿翘了？
我跟她说：因为我一进门就发现你胸廓往右歪的很明显，所以你坐下的时候应该喜欢翘右腿，但是刚才你刚坐下就翘了左腿，那是你的身体在“将就”你左侧的腰部和臀部的旧伤。
而你刚才坐着的时候过一会儿就要把你这个翘着的腿挪动一下，并且同时上半身向对侧轻微的转动一下，说明你的身体一直在“寻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
但是一直到刚才我发现当我问了一个你需要思考片刻的问题之后，你的意识开始进入一种更加安静而深入的思考，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需要更加的“安静”才能“不打扰”你的意识，而你刚才一直在维持的那个翘左腿的姿势本身跟你胸廓的旋转就“不匹配”。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只有两个调整的方式最好，一个是站起来，一个是换另一只腿翘着坐。显然我们的谈话并没有破裂，你肯定不会站起来。所以你只有剩下的另一个选择：换另一只腿翘着坐。
听完我说的这些分析之后，她笑着跟我说：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遇到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身体的人。
其实我们身体拥有一套和意识一样精细的觉知系统，真正进了这个系统你就会发现思维上的很多思辨都显得那么多余。
我以前有段时间每天上午一看诊结束就去书店看西方哲学家们写的书，一看就是一下午，然后晚上回来继续看，看到凌晨两点左右。
大概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把柏拉图、康德、休谟、卢梭、黑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萨特等人的思想著作全部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希望他们能够穿越回来来川大一起练练我们东方的“命功”啊，这样他们就不会想那么多了，尤其是康德先生。
（图：康德）
其实很多思想上的思辨会走入一个永远会产生无限问题的死循环，这时候如果你想继续在思辨上寻求巨大的突破几乎就不可能了，因为思辨本身无法完全破掉所有它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
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只有在可以说的地方，才有答案。有答案的地方才有问题的提出”。
我想在这句话后面再补充一句：“有问题提出的地方就会有新的答案，而有了答案的地方就会有新的问题提出。
（图：维特根斯坦）
因为很多哲学家都不喜欢向上帝伸出援手，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问题…答案…问题…答案…问题……
而我们的身体往往就是这些思辨问题的终结者，因为一个真正通透的身体会很清晰地告诉你很多超越思想和语言的东西。
对现代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叫：“思辩推理的哲学家们付出那么多痛苦得出的东西，却常常由俗人不假思索地形成”。
这些“俗人”不是一般的俗人，一定是身体很通透的“俗人”。
（全文完）
（视频：巽雷益舍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