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抖音的年代，我们听什么？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神曲《爱情买卖》就将迎来发行的第十个年头。
据不完全统计，这首歌自问世以来，仅彩铃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七千万份，这是一种不经历过就无法真切感受到的狂热浪潮。
歌曲最火爆的时候，它几乎占据了城市大街小巷之中一切形式的外放设备。歌舞厅、理发店、餐饮摊点，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慕容晓晓和她富于穿透力的歌声。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十年的时间里，以这首歌为代表的“神曲”深深的扎根在中国音乐的土壤里，并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整个国产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
以这首歌为中心，往前往后相加的三十年间，也是中国音乐市场真正由“市场”说话的“野蛮生长”时代，用现在的话来说，流行音乐和所谓的口水歌的趣味代表了中国下沉市场的风向。
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从最初的匮乏到师承港台的模仿，再到自主创作的井喷以及口水歌曲的高度流行。可以说，没有哪个和平国家的音乐史，能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经历这样高速而复杂的变革，并将之完全消化。
对比我们的邻国日本，尽管艺术的内在逻辑天然的区分开了世俗意义上的连贯性，但俯视本国的这段历史时，主观上，仍然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横亘于其中一道巨大鸿沟的存在。
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这道鸿沟分隔了年代和风格，也分隔开了一些音乐创作中更为本质的东西。挣扎在这道鸿沟之侧的每一代人，却又都直言不讳，自己曾经在某一个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夜晚，聆听到了往后日子里足以铭记一生的东西。
而事实上，借助于“神曲”的演变，折射的是中国消费主义突飞猛进，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急剧变迁。
我们的大众音乐趣味一度被广播控制，被大街小巷的理发店控制，被网络控制，而现在，这个控制权正在被移交给了智能软件。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只是用耳朵聆听下沉市场的动向。
01 精英时代
有人说过，“中国流行音乐是从一根天线上生长出的花朵”。
某种程度上，这一论断是成立的，最初一代接触到流行音乐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启蒙，大部分还是源自于收音机里为数不多的几家音乐电台。
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来说，拥有一台收音机不仅仅象征着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也意味着一种时尚、潮流的生活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广泛盛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一结婚“三大件”，步入了80年代后，也“入乡随俗”的发生了改变，新的“三转一响”里，多出来的那“一响”，指的就是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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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整个1980年，国家共生产了超过三千万台收音机，其中，自1972年至1980年，仅711这一个系列的收音机，就生产了186万台，按当年的人口计算，这批收音机足以供全国八分之一的家庭使用。
另一边，对于这部分“小康”的民众来说，收音机的普及，无疑彻底改变了一代人对于音乐的认知。
在那个“专辑”的概念尚未远渡重洋的时代，借助于收音机电台，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开始逐渐被消弭，音乐艺术也终于开始有了规模化分享的可能。
而伴随着此后港台流行歌曲的大批涌入，夜深人静躲在被窝里的偷听，又成为了那段时光里年轻人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
许冠杰、邓丽君、罗文、张国荣，一位位港台歌星的走红，让音乐电台的主持人俨然成为了观众需求的实际掌控者，也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镀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精英主义色彩。
一方面，以当时的环境来看，能够率先接触到收音机和港台音乐的，绝大部分都是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家庭；
另一方面，对于这部分流行音乐的众多受众来说，尽管民歌和红色歌曲占据了例行播放时间里的绝大多数，但余下的那些边边角角的播放时间里，他们能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依然取决于电台主持人的个人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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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点，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里，官方与民众之间对于音乐的认知一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隔阂，而这之中，最据代表性的案例，就是1983年首届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首届的春晚上，导演组为了扩充节目的丰富程度，采取了热线电话点歌的方式，不过，他们一共只安排了四台点歌电话，因为此前，“据可靠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的电视机只有不到100万台，相形之下，他们觉得4台电话“绰绰有余”。
最终，国内市场上庞大的音乐受众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四台电话线路均在连轴的超负荷运转中几近过热，与此同时，应场外观众的狂热呼声，李谷一不断地返场，连唱了6首歌曲。
数据和主观的感受之外，一个崛起中的庞大音乐市场，正在向世人缓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而在这一过程中，1986年，也就是第一届春晚开播后的第三年，收音机已经在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潮中，彻底迷失了过往的辉煌。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婚的三大件已经变成了空调、音响和录像机。
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的音乐变革也在悄然发生着，以台湾滚石唱片为代表的世界唱片业正式放开了脚步，朝着CD时代一路狂奔，而借助于1986年全国热播的电视剧《西游记》，太平洋影音公司发布了以《敢问路在何方》为主打歌曲的《蒋大为金曲集》。
这份中国历史上第一张CD唱片很快就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与此同时，在这张唱片发行后的第二年，大洋彼岸的迈克尔·杰克逊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全球巡演。
东西方南辕北辙的音乐发展史，在不断的大浪淘沙的迭代之中，终于在那段岁月的某一个节点上，达成了一种奇妙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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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国人来说，尽管外部世界正在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但他们聆听音乐的模式却依然如故，如浪潮般席卷而来的欧美流行乐和80年代平地惊雷般的港台金曲相比，并没有什么超出自然更替范畴的新变化。
唯一的不同可能只在于，电台里再也没有了昔日推荐歌曲的甜美声音，要想弄明白齐柏林飞艇和黄色潜水艇的区别，唯有自己去音乐杂志上寻找答案。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音乐的风格、介质、载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这一时代本身所冠名的“精英”二字。它像一道永不知疲倦的传动轴，年复一年的完成着优质音乐内容的更替，与此同时，它如枷锁一般牢牢困缚着由音乐本身所延展出的行为边际。
在那个被无数后来人缅怀的“最纯粹”的时代里，听音乐的本质就是单纯的欣赏一首乐曲的美妙，它无关于抖音、舞蹈、剪头和修脚。
02 消费时代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千禧之年的最初阶段，明快的音乐因素终于彻底深入而下，拥抱了整个社会。
作为承接黑豹、唐朝等一大批出色摇滚乐队辉煌年代的21世纪，谁都不会想到，它不仅没有在人们的期待中创造新的传说，反而在开端的十年里，就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一头扎进了网络歌曲的大洋之中。
无论如何，残酷事实的种种迹象都已表明，属于音乐精英们的那个阳春白雪的时代，已经猝然逝去，新兴的经济和消费构筑起了一张遮天蔽日的庞大网络，它们成为了这个时代音乐新的主旋律。
往后的岁月里，人们赋予了那段荒诞年月所产出的所有歌曲一个颇具轻蔑意味的统称：网络口水歌。如果换做如今，人们会用下沉市场的用户趣味来定义这些歌曲。
在这段荒诞和庄严并存的日子里，没有一个年份不能用音乐刻画：
属于2004年的，是庞龙的《两只蝴蝶》；
2005年，火的是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
2006年，龚琳娜高歌一曲《忐忑》，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彩铃广告里寻找《求佛》；
2007年，苦情的元素还在继续，这一年传唱最广的是《香水有毒》；
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于文明古国的形象要求，大家暂时放弃了网络神曲的创作，全新全意的唱了一年的《北京欢迎你》，偶尔心痒之时，还会不自觉地哼上两句《自由飞翔》；
2009年，不知是否因为上一年压抑的太狠，网络神曲榜单的前十名中，有三首都集中诞生于这一年，除了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剩下两首分别是《最炫民族风》和《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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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李宗盛说，流行音乐就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爱情买卖》最红火的时候，有记者去采访慕容晓晓，告诉她，有一部分人将她的曲风称之为“农业金属”。慕容晓晓回问了那个记者：“难道农民喜欢的歌曲就是俗吗？”
没有人摸得准市场的脉搏，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不止一次的被用于形容那段一些人眼里“不堪回首”过去，尽管这些在慕容晓晓的眼里，都是一种不合适的说法。
长达十年的这段神曲时代里，隐藏于娱乐外表之下的本质，是两个层级民众之间关于音乐理念的矛盾。
透过80年代，90年代的发展，精英阶层眼中的音乐精神已经度过了最初优美动听的少年时代，成长为了一副叛逆青年的画像。对于他们来说，音乐的价值已经不在于曲调的华丽，而是一种更深层次，不屈服于命运，甚至对人生的终极问题作出思考的摇滚精神。
与之相比，对于刚刚从时代手里接过经济话语权的底层人民来说，音乐还是一种加之于旋律之上的对生活的简单表达，细究那个年代的网络神曲，言之有物依然是不变的核心逻辑。
细究创作手法的话，甚至可以从《两只蝴蝶》的平铺直叙，到《老鼠爱大米》的朴实比喻，再到《求佛》的深情拷问，延展出“赋、比、兴”三种留存于《诗经》之中的民歌艺术表现方式。
相形之下，如果非要以“娱乐至死”来盖棺定论的话，最合适的案例也应当是《伤不起》和《小苹果》这样纯粹意义上的“口水歌”。
而对于之前的那部分“网络神曲”来说，它们的矛盾特征，更多的都是集中在消费时代里不同阶层音乐理念的差异上，而这种差异可能并无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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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价值理念没有分出高下，身处理发店街歌的时代里，消费主义还是以它的标准和尺度做出了评判。彩铃开始全面取代了CD，传统的音乐大碟开始无人问津，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做SP，一个唱片公司或许只有一个歌手，这个歌手或许只有一首歌，每个老板都企图再现“老鼠”和“蝴蝶”的神话。
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神话注定是无必诱人的，在《老鼠爱大米》的鼎盛期，单月下载量高达600万次。按两元一条彩铃费看，运营商的利润是每月1200万，一年1.44亿。
与此同时，2005年1月至6月，庞龙的《两只蝴蝶》连续六个月创造中国移动彩铃销量排行榜第一名，下载累积超过一亿次，成为华语乐坛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首歌曲。
庞大的生意背后，很少有人注意到，因为《忐忑》一炮而红的龚琳娜，曾经师从中国声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邹文琴；而唱《爱情买卖》的慕容晓晓，出生于黄梅戏世家，12岁就拿过安庆市青年黄梅戏演员大赛特等奖。
而这两位在各自领域都前途无限的非凡唱将，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脱去过往的身份，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专业歌唱家到网络歌手的转变。
即使是在2009年，慕容晓晓凭借《爱情买卖》火遍大江南北之后，也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的“自甘堕落”。
同样是在那一年，距离安徽千里之遥的广东，杨国强正带领着他的碧桂园积极的走出顺德，向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扩张。一位名叫黄峥的年轻人从谷歌辞职，开始做起了手机电商的创业。很多年以后，人们终于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词汇去归纳总结他们的成功：拥抱下沉市场。
发现下沉市场的这片蓝海，发现消费时代底层人民的需求，慕容晓晓和龚琳娜们比半个中国的房企和零售企业，提前了整整十年。
03 抖音时代
在《小苹果》和《滑板鞋》们燃烧尽最后一团火火火火火之后，属于这片土地的自由音乐时代终于到来。
之所以称之为自由音乐时代，是因为不同于港台金曲和网络口水歌的岁月，这个时代的音乐风格是自由的，“去中心化”的，没有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主旋律，这是一个民谣和摇滚、古典和流行共生的时代，主流的位置，时刻保持着高频的更替。
和80年代相比，这个时代可以怀念它，和00年代相比，抖音的口水歌曲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精英时代，这个时代的小众音乐细分程度令人咋舌，对比消费时代，下沉市场和中产阶级的音乐趣味，在历经了数十年的斗争后，正在以一种缓慢而艰难的速度趋向于融合。
无论是《海草舞》还是《学猫叫》，或者名不见经传的烟把儿乐队唱的《纸短情长》，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一定程度上，这些从手机屏幕里流行的神曲代表的是当下的大众趣味。
有人表示了高兴，认为这是自由时代的大众的真实选择——因为一首首神曲是被AI挑选过的。
那么，如果说，精英主义的时代里，是别人教你听什么歌，消费主义时代里，是和大家听一首歌，是不是属于如今的自由主义时代里，人们终于得以实现了想听什么歌就听什么歌的“音乐自由”？
未必。
不同于一开始的美好设想，同一音乐的受众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因为繁复的细分而产生了流失，而造成这种细分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信息茧房”理论。
所谓的“信息茧房”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学者桑斯坦于2008年在个人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网络信息时代，在带来更多资讯和选择的同时，这种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也蕴藏着对民主的破坏。
换句话说，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我们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随意选择我们关注的话题。而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久而久之，个人生活呈现一种定式化、程序化的状态。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过度提供的自主选择，只会让人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从而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
以现代的音乐为例，伴随着各大音乐播放器的全民化，人们本该拥有更多聆听音乐的选择，然而直到《中国新说唱》、《乐队的夏天》、《声入人心》等一众综艺节目的出台，人们才获得了他们本该轻松获得的对于小众音乐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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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音乐的多元化让人们变得更“懒惰”了——忧心忡忡的社会学家声称，我们正在被AI所绑架，而这代表的是当下人类科技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更为爆红的抖音神曲开始以一种流水线般的生产方式毁坏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价值。
这样的情形不仅在中国发生，在欧洲，在美国，同样的剧情仍然在上演着。现代的音乐思潮中，对于80年代的追忆开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永恒命题。
乐迷在港乐的评论区下方留言，想要默默收藏一些好歌。人们在每一个4月1日哀悼和纪念张国荣。从80年代到10年代，港乐从火爆到无人问津，再到现在的老树开花，返老还童，一切仍然如这篇文章中最开始所讲述的那样，没有人能摸清市场的脉搏。
与此同时，一水之隔的日本，经历了蒸汽朋克和赛博朋克时代的艺术界，一种名为“蒸汽波”的混合艺术开始重新崭露头角，这种以80年代的时髦音乐元素混合着蓝、粉、紫的色调，营造出了一种介乎于复古和未来之间的朦胧艺术，就像裹着蓝莓糖衣的药片一样，人们沉醉于这种慵懒的艺术体验之中，获得精神上身处躁动时代下的片刻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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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冲突更为尖锐的国内市场，伴随着小众音乐节目的热播，一场发起于说唱领域，混合着新老两代摇滚乐和美声领域的“乐艺复兴”，也正在积极的挑动着这个浮躁时代的神经。
在一首名为《燃烧的平原》的歌曲里，乐队主唱用这样的词句致敬智利诗人波拉尼奥，并向满载着荒芜的未来宣战：“这样的夜晚你也曾目送过/不代表未来可以逃过更多。”
这是一种小众向大众的逆行进的过程。
10年前，慕容晓晓借助于下沉市场的庞大力量完成了家喻户晓的蜕变，而在21世纪最头部的企业已经集结向下沉市场进发的2019年，音乐领域，关于这片土壤的思考却从未停止过。
只不过这一次，这一场虚构的进军所指向的，身处自由音乐时代里的虚假音乐自由，是艺术水准向下沉市场用无休止的让步，而结局如何，没有人能预见未来。
故事的最后，波拉尼奥在他的小说《护身符》中，这样写道：
“就这样，那些幽灵般的小伙子穿过了峡谷，跌入了深渊。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因为他们那幽灵般的歌声或者说幽灵般歌声的回音，如同空谷回音一样，依然按照他们从前的步伐前进，在我的耳朵里，那是勇敢和慷慨的脚步声……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而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